第十章 新時期作家“複樂園“後的變異心態 第一節理想與現實衝突中的進退兩難心理
當新時期文學剛一拉開它的悲壯序幕，我們看到王蒙與張賢亮等人的作品就以知識分子的"苦難意識"，奠定了他們小說創作的悲劇主題。
王蒙與張賢亮都是以知識分子作為作品文本的表現主體，並將主人公置放於極其惡劣的政治生存環境下，通過他們精神與肉體的痛苦磨難，來展示知識分子複雜而矛盾的思想境界。如王蒙的《布禮》、《蝴蝶》、《雜色》等一係列反映知識分子悲劇命運的作品，所著力強調的是苦難對於主人公思想品質的磨礪作用。《布禮》中的鍾亦成，因寫了一首小詩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農村去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但他不僅沒有任何怨言，相反卻樂觀地認為："體力勞動也正發揮著淨化思想，再造靈魂的偉力。"這種肉體的折磨再加上施於其人格上的侮辱，使他堅定了"我們懂得了憂患和艱難，我們更懂得了戰勝這種憂患和艱難的喜悅和價值"的人生信念。《蝴蝶》中的張思遠有著和鍾亦成一樣落魄鄉間的人生經曆，但是對他而言，值得慶幸的是因政治迫害而使自己有了貼近土地和農民的機會，從此可以將心魂永遠留在偏遠寧靜的鄉村。《雜色》中的曹千裏騎著一匹雜色的馬緩緩而行於漫無邊際的草原上，回想著自己被磨平了的青春和夢想，對於下鄉的歲月"他充滿了由衷的謝忱"。與王蒙相比較，張賢亮作品所表述的苦難意識，則更具有現代革命的哲理性。他甚至引用了托爾斯泰《苦難的曆程》中的"啟示"作為《綠化樹》的題記，其目的無外乎是為了要說明中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必須"在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堿水裏煮三次"之後，才能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他將自己的小說結集為"唯物啟示錄"，便頗有以一種"過來人"的優勢心理，向人們述說知識分子流放至農村後所獲得的痛苦體驗與思想升華。強調苦難的價值，可以說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於自己時代先鋒地位失落後的一種心理自慰或情感補償。從王蒙或張賢亮的早期作品中，我們能夠感覺到他們對苦難的拚命辯護，已不僅僅是要安慰和緩解自己心靈所曾遭遇過的痛苦，而更是要維護他們曾經追求過的理想與信仰。誠如王蒙所說的那樣："黨是我們的親母親，但是親娘也會打孩子，但孩子從來也不記恨母親。打完了，氣會消的，會摟上孩子哭一場的。"苦難的代價使張思遠成為了張部長，使章永磷堅定了對黨和國家的信念。無論是王蒙還是張賢亮，他們似乎都想要告訴讀者這樣一個簡單的生活道理：苦難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精神財富，是他們通往政治仕途的必經之路。因此，他們的作品對於極"左"政治思潮的反思，雖然是極為深刻的，但他們所遵循的創作思路，卻仍就是知識分子必須"贖罪"的陳舊敘事模式。即：知識分子隻有經過思想上的不斷學習和改造，他們才能重返社會政治的權利中心。這正如蔣光慈小說中的李傑（《咆哮了的土地》）必須以生命為代價來證明他對革命的忠誠，王曼英（《衝出雲圍的月亮》）必須飽受屈辱和蹂躪才能脫胎換骨一樣。作者是在告誡人們，苦難是開啟知識分子政治之路的鑰匙。
然而疏離政治意識形態，於"廟堂"之外另辟"廣場"，是"五四"以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所達成的共識。尤其是在"文革"這樣的政治烏托邦的神話破滅之後，飽受苦難以求返回政治中心的傳統思維模式，實際上已經很難引起知識分子的心靈共鳴。所以王蒙、張賢亮這一代作家，他們的創作思維也開始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一方麵他們為苦難的價值而辯護；另一方麵也對政治理想主義產生了懷疑。王蒙的《相見時難》就是這樣一部複調式的作品。小說以翁式含和藍佩玉這兩個人物的主觀設置．來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並以他們二人思想見解上的尖銳衝突，來表現正統的理想主義價值觀在物質大潮呼嘯而來時所受到的巨大挑戰。翁式含這個飽經苦難的老黨員一開始就意識到：要與回國參加父親追悼會的藍佩玉相見，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20年前藍佩玉在新中國即將建立之際狼狽地逃離了大陸，如今卻以歸國華僑的身份帶著大筆的金錢回來。當她向他大談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理想主義消褪、拜金主義泛濫時，翁式含無疑認為那是對他堅定政治信仰的嚴峻的挑戰。在翁式含看來，像藍佩玉這樣的思想變節者和革命的"逃兵"，是根本沒有資格對他和那些為了新中國的建立而流血犧牲的同誌們的政治理想發難的。當藍佩玉說到人的物質利益追求的合理性時，翁式含則更是用鄙視的語調回答說："如果人們要的隻是這些，那就根本不會有中國革命，不會有新中國，不會有中國人民自己生活的意義和使命。"盡管在小說的結尾處，作者仍不忘以"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的古訓，來詮釋或撫慰翁式含政治理想與革命信念的崇高感，但不可否認的是，藍佩玉出現後所構成的嚴重挑戰，作者並沒有讓翁式含從正麵去做出反擊和回應。因為就連他自己也不能解決理想主義受挫以後，人們將如何去解決物質與精神雙重匱乏的實際問題。翁式含的錚錚鐵骨似乎壓倒了養尊處優的資產階級小姐藍佩玉，但卻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纏繞著現代中國人的精神困惑：物質生活的長久貧困，是否僅憑著理想信念便能支撐？政治理想主義毋庸置疑已遭巨大挫折，那麼，教導人們堅信的根據又在哪裏？這些困擾著現代中國人的思想疑同，同樣也是造成翁、藍二人"相見時難"的真正原因。王蒙的小說在二人的對話中竭力突出翁式含的人格優勢，但是這種對話形式設置的本身，卻無疑又是對翁式含那種虛弱信仰的無情解構。張賢亮的小說文本，同樣也存在著這樣的內在矛盾與相互解構。無論張賢亮怎樣解釋章永磷在馬纓花的家裏是如何填飽了肚子，又如何經過認真閱讀《資本論》而得到了思想上的升華，並由此而堅定了他對黨和國家的堅定信念，最終踏上了通往人民大會堂的那條紅地毯。也無論作者怎樣去描寫章永磷不沉溺於情欲，不貪戀於舒適的小日子，而是以一種重新被創造和被激發出的男人的尊嚴離開了黃香久。這些所謂的思想閃光之處都顯得有些虛偽而矯情，遠遠不及小說中活生生的人，是如何在"食"和"欲"這兩大本能需要促使下的躁動與掙紮來得真切。《綠化樹》中的章永璘在饑餓的折磨下，像狼孩一樣以食物為生存目標，他諂媚、討好、妒忌，耍盡各種各樣的小聰明以便獲取稀粥、稗子麵饃饃、黃蘿卜，甚至漿糊等一切能吃的東西。然而在肚子稍微飽一點的平靜夜晚，他又禁不住審視了自己的卑鄙無恥和不擇手段，而產生心靈的顫栗和自我詛咒："可怕的不是墮落，而是墮落的時候非常的清醒。"人在基本生存條件缺乏的饑餓狀態中所具有的瘋狂性使人的精神人格一次又一次地分裂，而作品關於這種精神與肉體痛苦體驗的真切細致描繪，足以顛覆任何以苦難為憑借向政治理念升華的崇高主題。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磷麵對一律禿頭、粗布衣服、表情呆板粗野，喪失了任何異性美好吸引力的女犯們，禁不住幹嘔，甚至失去了生的勇氣。窺見黃香久裸浴的美妙肉體的一瞬間，他被激發出強烈的情欲和想人非非的幻覺，這種躁動的、失去理性控製的欲望，恰恰證明了真實的人性存在，也展示了正常要求不能滿足而使人的生理與心理發生畸形、病變的殘酷。無論怎樣去強調苦難的價值，也不及苦難的體驗過程那麼驚心動魄。所以張賢亮這類小說的最大社會意義，並不在於它告訴了讀者經受苦難究竟能夠修成何種正果，而在於它真切地展現了人性在苦難的壓力之下所承受的折磨與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