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趙樹理：現代文學的農民話語寫作 第一節現代文學理念的形成與“趙樹理現象“的曆史必然性
全麵探討"趙樹理現象"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之間的辨證關係，我們首先應該回到曆史的"原場"，去對"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倡導的"現代"文學理念，做出一番符合科學理性的價值評判。學術理論界一般都將"文學革命"的終極意義，視為是在西方現代人文主義思潮的直接作用下，對於古典文學從話語形式到美學傳統的徹底顛覆。這種認知觀念至今仍舊嚴重製約著人們的教條思維，並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新文學運動以"民間立場"為出發點，最終卻建立起新型知識分子話語霸權的事實真相。。
重溫一下"五四"文學革命發難者與參與者的理論文章，我們發現他們那些眾說紛紜的新文學立論，基本上用三句話就可以加以完整地概括：白話文作為國語文字的地位確立，平民意識作為正統文學的價值認定，人文主義作為現代文明的理論倡導。關於提升白話文的國語地位問題，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等文章中已經說得十分明白，就是要用流行於民間的活文字去全麵取代"三千年前之死字"，用通俗易懂的民眾口語去造就現代的"吾國文學趨勢"。既然"我們認定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的解決"。所以他要求新文學作家應順勢而為，"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陳獨秀對於"文白之爭"性質的理解，明顯要比胡適深刻得多而且也激烈得多。他認為："白話文與古文的區別，不是名詞易解難解的問題，乃是名詞及其他一切詞'現代的'、'非現代的'關係。"陳獨秀之所以要把"文白"對峙的學術之爭，上升到"現代"與"非現代"的思想高度去加以理解，其真實目的就是要告訴世人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以文言文為基礎的古代漢語係統，是傳統文化賴以生存的形式保障；以白話文為基礎的現代漢語係統，則是傳播現代意識的工具利器。兩者之間是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對立關係。這不僅是對胡適"文學革命"主張的強大理論支撐，同時也是對新文學內涵與外延的精確定位--白話文是世俗社會所固有的一種表達思想情感的語言形式，那麼用白話文替代文言文作為現代文學的主要語言載體，它也理所當然應該去反映現實生活中的平民意識或平民情緒，這就是他強烈反對"貴族文學"、"古典文學"與"山林文學"的重要思想資源。然而，"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文學革命"的發難者，對此顯然是具有清醒認識的。所以周作人繼胡適、陳獨秀之後，又提出了"人的文學"與"平民文學"之說，進一步去強化新文學"思想革命"的創作宗旨。他特別強調指出：新文學所倡導的"平民意識"，是一種超越白話語體功能的"平等、自由的道德原則"；它以人為本和以啟蒙主義為己任，以"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為宗旨。而沈雁冰則說得更加直白透徹：新文學觀的基本理念，必須同時具備"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質；二是有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能力；三是為平民的非為一般特殊階級的人的。惟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們要用語體來做；惟其是注重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我們要注重思想，不注重格式；惟其是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義的精神，光明活潑的氣象"。正是由於"文學革命"的理論倡導者，他們在思想認識上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因此"為人生而藝術"也從最初"文學研究會"的發起綱領，迅速演變成了新文學寫實主義的牢固信念；而"白話文"、"平民意識"與"人文主義"這三個響徹時代的關鍵名詞，也旗幟鮮明地向世人們昭示著新文學運動的"民間立場"。
但從"文學革命"的發難伊始，對它進行嚴厲質疑的社會呼聲，就一直沒有間斷過。先是有所謂"保守派"的學者群體，後是有左翼"革命派"的先鋒人士。無論是來自於何方的詰難之聲，也無論他們的思想出發點是否相同，反對派都把論辯的主要矛頭直接對準了新文學的平民主義"民間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