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政壇之黑馬
中國二千年前有位聖人說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話：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說明福與禍相互依存，可以互相轉化。比喻壞事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事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這句話引用到普京身上十分貼切，政壇領路人索布恰克競選市長的失敗，讓普京遭遇了人生的一大挫折，然而就是因為這次的挫折，讓他步入了從政之路，成為了政壇黑馬，創造了俄羅斯輝煌的普京時代。
一、經受生死大考驗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似乎在一夜之間冒出了眾多的反對派，而索布恰克則成為蘇聯反對派的一麵旗幟。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打倒列寧主義!”“打倒蘇共!”“葉利欽、波波夫、索布恰克拯救俄國!”而且在以索布恰克為首的“民主改革派”政治人物的宣傳、鼓動之下，1991年9月6日，列寧格勒的市民舉行全民公決，以54％的多數讚成票通過了將列寧格勒恢複為沙皇帝國時期“聖彼得堡”舊名的決議。
於是，由彼得大帝一手創立的港口城市，又恢複了它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的名稱，並在後來的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上以修改憲法的形式予以確認。曾經活躍了67年的“列寧格勒”這個名字，便被推下了曆史舞台，進入了曆史史冊。
索布恰克自從擔任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的職務以後，參加了幾乎所有全俄性的政治活動。在擔任聖彼得堡市市長期間，索布恰克像一位全俄政治家一樣經常出國訪問，他幾乎從不拒絕任何一份來自國外的邀請，他到過所有西方大國、波羅的海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及獨聯體的許多國家。他的工作雖然十分努力，但是，隨著外部形勢的變化，聖彼得堡的局勢不斷地惡化，他和市民之間的疏遠感正在潛滋暗長。
但是在國外，索布恰克的聲名鵲起，常有消息宣稱，他可能成為俄羅斯未來的總理，甚至是總統。這對剛當上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刺激很大，故而對索布恰克的態度也變得越來越冷淡。索布恰克認為自己不僅是俄羅斯民主運動的重要參與者，而且還是領導人之一。他同時還是蘇共和俄共的反對派，並在蘇共二十八大上又和葉利欽一樣示威性地退出會議，當然是勞苦功高了。但是，索布恰克不是葉利欽圈子裏的人，而且他還公開地對葉利欽的一些行為和講話表示不讚成。索布恰克曾坦率地對一些人說過：“我無法成為葉利欽班子裏的人。”
普京與索布恰克
而此時，索布恰克的影響力僅次於葉利欽。媒體這樣形容他：高高的個頭，身材勻稱，舉止優雅，和任何一位歐洲政治家站在一起也絕對不會遜色；他是一個能夠成功運用肢體語言的出色演講家；他堅毅果敢，身居高位，卻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自製力很強。
就是這樣一位政治領袖人物、一位值得敬愛的導師，將職業軍人普京引上了政壇，從此普京迅速崛起，開始了他人生最輝煌的曆程。
那麼這位頗負盛名的蘇聯法律學者，又如何搖身一變，成為政治領袖人物的呢？這事還得追溯到幾年前蘇聯的演變。
1985年，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後，對蘇聯進行了震驚世界的大改革。以1987年《改革與新思維》一書的出版為標誌，戈爾巴喬夫開始全麵推行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他鼓吹“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取消蘇共領導，將改革引上了歧途。
1990年，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托維亞先後宣布獨立，蘇聯其他各加盟共和國的離心傾向也迅速增強。1991年，恰好葉利欽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他宣布俄羅斯主權獨立，給戈爾巴喬夫來了個釜底抽薪，前蘇聯實際上已經成為空架子。為了保住蘇聯，1991年5月，戈爾巴喬夫和十五個加盟共和國領袖達成協議，同意組成“新蘇聯”。
1991年8月19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突然發布命令宣布，鑒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健康狀況已不能履行總統職務，根據蘇聯憲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總統職務。亞納耶夫同時宣布，成立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蘇聯部分地區實施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坦克和軍隊出現在莫斯科街頭，不過，莫斯科市民表現得比較平靜，照常上班，人們似乎傾向於接受無法改變的事實。
但政治聲望很高的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沒有聽命於緊急委員會，他跳到議會大廈前的坦克上發表演講，指責緊急狀態委員會要恢複蘇聯的政治鐵幕統治，並號召群眾進行總罷工。緊急狀態委員會作出搜捕反對派主要煽動者的決定，但他們又優柔寡斷，未能果斷、及時地采取行動。葉利欽臨危不亂，當機立斷，他在克格勃特別部隊包圍他的別墅之前20分鍾，前往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所在地白宮，那裏成為葉利欽對抗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總部。在葉利欽的鼓動下，情況發生逆轉。
三股政治力量——克裏姆林宮(事件發起者據點、緊急狀態委員會總部)、克裏米亞別墅(戈爾巴喬夫住地)、俄羅斯議會大廈(白宮，葉利欽住地)，經過兩天的較量，很快有了結果。
22日上午，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宣布，蘇聯前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蘇聯國營企業和工業、建築、運輸和郵電設施聯合會會長季賈科夫及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已於22日淩晨被拘留；前內閣總理帕夫洛夫因病住院，已被就地監護；前蘇聯內務部長普戈已自殺身亡。他們都是8月19日宣布成立的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24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他的蘇共總書記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蘇聯共產黨生命的終止使得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實際上宣告了蘇聯解體已無法逆轉。
在蘇聯行將毀滅的時候，幾位試圖維護蘇聯原來的聯盟體製，避免蘇聯解體的政治家於8月19日發動事變，這是在懸崖邊上挽救蘇聯的最後一次嚐試，但僅僅兩天就宣告失敗。“8·19”事件的悲劇性在於，它以維護蘇聯聯盟為初衷，但卻成了蘇聯加速瓦解的催化劑。此後，蘇聯解體速度驟然加快。
“8·19”事件中的真正指揮者就是葉利欽。他始終掌握著事態發展的主動權，白宮門前的幾天鬥爭使他成為萬人擁戴的英雄。
事件發生時，聖彼得堡市市長索布恰克正在莫斯科公幹。作為第二大城市的最高行政長官，索布恰克作出了追隨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的決策，他馬上向外界宣布堅決支持葉利欽，並決定立即搭乘最早一班飛機趕回聖彼得堡聲援葉利欽。然而他還不知道，危險已向他悄悄迫近，他的名字早已被列入克格勃領導人克留奇科夫簽發的大逮捕名單中，聖彼得堡的克格勃們也開始行動，隨時等著抓捕他。
政變發生當日，普京在外地度假，他馬上趕回聖彼得堡，思考應對之策。就在這最為關鍵的時刻，普京長期在克格勃工作的經曆幫了索布恰克的大忙，克格勃內部的老關係很快就向普京通報了即將抓捕索布恰克的消息。普京不顧當時情況複雜，堅持到聖彼得堡機場迎接索布恰克。第二天，在普京的親自指揮下，經過精心挑選的聖彼得堡的武裝警衛人員在索布恰克乘坐的民航飛機剛剛在地麵停穩時，便迅速將汽車直接開到飛機舷梯下，搶先於克格勃人員趕來之前將索布恰克接出了機場，並對他進行了嚴密的武裝保護。
那幾天，雖然人們看不見普京的影子，但在索布恰克同聖彼得堡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聖彼得堡軍區領導人談判時，普京卻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普京徹夜奔走在聖彼得堡克格勃和軍區之間，和有關各方麵展開了緊急磋商和協調。正是由於索布恰克和普京等人做工作，當地駐軍才沒有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保持了中立，使“緊急狀態委員會”試圖奪取聖彼得堡政權的行動計劃以破產而告終。聖彼得堡市在1991年“8·19”政變中一直持反對政變的立場。
普京在這次政變的緊要關頭，於8月20日辭去了克格勃職務(按照“克格勃”的規則，“克格勃”基幹人員是永遠不得離職的，隻能轉為“擔任現職的預備役基幹人員”)。普京回憶起這段經曆時百感交集，他的自傳中寫道：
我在索布恰克那裏任職，這個職務雖不是關鍵性的，但卻有權去解決相當多的涉及各類商業機構利益的問題。而我從來不允許自己按照有利於某些集團或者公司利益的方式去做，我覺得，我是在盡力為聖彼得堡和國家的利益工作。為了不損害索布恰克的名聲，我不得不在工作的初期隱瞞了我的真實身份。這段時期之所以能夠順順當當地過來，是因為我是從列寧格勒大學這個“屋頂”下來到列寧格勒蘇維埃的。索布恰克本人也來自這所大學，而且所有的人都清楚，他為自己挑選的都是這所大學的人。但是，當時就已經有人想對我進行訛詐，因為社會上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我真實身份的傳言。泄露情報的是那些當時已經被解職的“克格勃”人員。
有人對我說，“如果你不答應我們的要求，就還會有消息見報，你看著辦吧。”
當時，我幾乎被迫做出決定：或者離開列寧格勒蘇維埃，不受訛詐；或者留在那裏，但是，必須徹底地開始新生活，這就意味著要告別“克格勃”。也就是說，我麵臨著兩種相互對立的選擇。考慮到當時安全機構本身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許多事情完全不明確(作為一個組織它是否會繼續存在下去，如果繼續存在的話，那又是什麼樣的形式？)，所以我開始傾向於離開“克格勃”。而就在這時政變開始了，如果我不執行命令，就將違背誓言。如果我執行命令，就會違背道德責任，而這些責任是我來列寧格勒蘇維埃工作時承擔的，當然是自願的。在這一時刻，我的出發點僅僅是：道德的責任高於形式的責任。最終，這一點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我做出了離開安全機構的決定。
要知道我的辭職報告是在政變當天——1991年8月20日寫成的，為什麼這樣做?因為我麵臨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可能被利用來解決某些國內的政治問題。我是來為祖國和人民服務的，我有自己的神聖使命，而不是讓人利用來進行國內政治鬥爭的。
那時，我十分現實地考慮了所有情況，比方說，“克格勃”列寧格勒局的領導會更換。在這種情況下，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我也就有可能被要求參與他們的特別行動。當我被置於道德和責任之間時，我索性先跨出了預防性的一步，做出了有利於道德的選擇。但實際上我什麼也未能改變，我也沒有退出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停止活動了，我成了無黨派人士。實際上，一切都崩潰了。
盡管政變的混亂局麵很快得到了控製，但在政黨和國家領導層中，不同的政治立場卻讓蘇聯政局暗潮洶湧。俄羅斯的最高蘇維埃成員大部分是蘇共黨員，他們對葉利欽的政策已經越來越不滿。軍人出身的副總統魯茨科伊也由反對“休克療法”轉而反對葉利欽大權獨攬，並和車臣最高蘇維埃主席斯蘭·哈斯布拉托夫結成了統一戰線，對葉利欽形成了巨大的威脅。
雙方在俄羅斯應該建立怎樣的政體這個關鍵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對立。葉利欽主張建立總統製共和國，哈斯布拉托夫主張建立議會製共和國。
1993年9月21日，俄聯邦總統葉利欽宣布解散人代會和最高蘇維埃，並決定在當年年底舉行新的立法機構——聯邦議會的選舉。而人代會則針鋒相對，不僅通過了彈劾總統的決議，而且還占據了白宮。眼看事態沒有和平解決的希望，葉利欽決定通過武力迫使議會向其低頭。
10月3日，葉利欽宣布莫斯科進入緊急狀態，並調遣軍隊進入莫斯科。4日淩晨，俄聯邦軍隊開始向議會所在地白宮發起炮轟，以特種兵部隊打頭，強行攻占議會大樓白宮，大批白宮武裝守衛者傷亡，哈斯布拉托夫、魯茨科伊淪為俘虜。這就是俄羅斯當代史上著名的“炮打白宮”事件。
而在處理這一事件過程中，普京又與索布恰克堅定地站在了一起，繼續支持葉利欽的決定，而且成功地控製住了聖彼得堡的秩序。
在經曆了上述兩場生與死的考驗後，普京的忠誠讓索布恰克深受感動，普京的沉著鎮定和處變不驚的能力讓他對普京更為器重。他堅定地感覺到普京是自己人，他甚至公開表示，普京是絕對可以信賴的人。
二、“灰衣主教”才華露
1992年，普京出任主管對外經濟聯係的副市長，負責管理外國代表機構、旅館、賭場、社會團體以及強力部門，同時還負責大型投資項目。1994年3月，索布恰克將普京提升為聖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長兼任對外聯絡委員會主席。這時，普京對索布恰克的影響已相當深，無論是在任市政府對外聯絡委員會主席期間，還是在副市長的工作崗位上，普京都做出了突出的工作成績，尤其是聖彼得堡市的經濟工作在他的領導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在他的直接領導和參與下，聖彼得堡市迅速建立起了外彙市場，並成功地與許多國外銀行和大企業簽署了引進外資、合資、合作建廠的協議書。特別是由於得到了在國外工作期間結識的老朋友幫助，使得包括德累斯頓銀行在內的許多的德國知名大公司、大企業源源不斷地進入聖彼得堡，設立辦事處或分支機構。
聯邦副總理丘拜斯在領導實施私有化改革時，多次和聖彼得堡負責經濟的普京打交道。丘拜斯後來回憶說，普京雖然不是學經濟的，但是他對複雜的經濟問題領悟得很快。
普京的政績也引來反對派的攻擊，他們以普京為克格勃工作過為由，企圖將他從索布恰克身邊趕走。但索布恰克公開批駁了這些要求，他說：“首先，普京不是‘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學生。其次，普京曾從事對外情報工作，是在保衛國家利益。他沒有什麼可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可以說，索布恰克的這些告白完全發自內心，對普京心理幫助很大，同時更加激發了他對工作的熱情和對索布恰克的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