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安迪·杜佛尼第一次跟我接觸要東西的情形，往事曆曆在目，好像昨才發生一樣。不是他想要麗塔·海華絲的海報那次，那還是以後的事。一九四八年夏，他跑來找我要別的東西。
我的生意大部分是在運動場上做成的，這樁交易也不例外。我們的運動場很大，呈正方形，每邊長九十碼。北邊是外牆，兩端各有一個瞭望塔，上麵站著武裝警衛，還佩著望遠鏡和鎮暴槍。大門在北麵，卡車卸貨區則在南邊，肖申克監獄總共有五個卸貨區。在平常的工作日，肖申克是個忙碌的地方，不停有貨進出。我們有一間專造汽車牌照的工廠、一間大洗衣房。洗衣房除了洗燙監獄裏所有床單衣物，還替一家醫院和老人院清洗床單衣物。此外還有一間大汽車修理廠，由犯人中的技工負責修理囚車和市政府、州政府的車子，不用還有監獄工作人員的私人轎車，經常也可以看到假釋委員會的車停在那兒待修。
東邊是一堵厚牆，牆上有很多得像縫隙的窗子，牆的另一邊就是第五區的牢房。西邊是辦公室和醫務室。肖申克從不像其他監獄一樣人滿為患。一九四八年時，還有三分之一的空位。但任何時候，運動場上都有八十到一百二十名犯人在玩美式足球或打棒球、賭骰子、閑聊或暗中交易。星期，場上人更多，像假日的鄉下……如果再加上幾個女人的話。
安迪第一次來找我時是個星期日。我正跟一個叫安耳默的人談完話；安耳默隔三差五幫我一些忙，那我們談的是一部收音機的事。我當然知道安迪是誰，別人都認為他是個冷冰冰的勢利人，一副欠揍的樣子。這種話的其中一個人叫做博格斯·戴蒙德，惹上他可真是大壞事一件。安迪沒有室友，聽是他自己不想要的。別人都，他自認他的屎聞起來比別人香。但我不隨便聽信別人的傳言，我要自己來判斷。
“喂，”他，“我是安迪·杜佛尼。”他伸出手來，我跟他握手。他不是那種喜歡寒暄的人，開門見山便出來意。“我知道你有本事弄到任何東西。”
我承認我常常有辦法弄到一些東西。
“你是怎麼辦到的？”安迪問道。
“有時候，”我，“東西好像莫名其妙地就到了我的手上。我無法解釋，除非因為我是愛爾蘭人。”
他笑笑。“我想麻煩你幫我弄把敲石頭的錘子。”
“那是什麼樣子的錘子？你要那種錘子幹什麼？”
安迪很意外，“你做生意還要追根究底嗎？”就憑他這句話，我已知道他為何會贏得勢利人的名聲，就是那種老愛裝腔作勢的人——不過我也在他的問話中感覺到一絲幽默。
“我告訴你，”我，“如果你要一隻牙刷，我不會問你問題，我隻告訴你價錢，因為牙刷不是致命的東西。”
“你對致命的東西很過敏嗎？”
“是的。”
一個老舊、貼滿了膠帶的棒球飛向我們，安迪轉過身來，像貓一樣敏捷，在半空中把球抓了下來，漂亮的動作連弗蘭克·馬左恩弗蘭克·馬左恩（frankalzne），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數度贏得美國聯盟金手套獎的著名三壘手。都會歎為觀止。安迪再以迅速利落的動作把球擲回去。我可以看見不少人在各幹各的活兒時，還用一隻眼睛瞄著我們，也許在塔上的守衛也在看我們。我不做畫蛇添足或會惹來麻煩的事。每個監獄中，都有一些特別有分量的人物，監獄裏可能有四、五個，大監獄裏可能多達二、三十個，在肖申克，我也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我怎麼看待安迪，可能會影響他在這裏的日子好不好過。安迪可能也心知肚明，但他從未向我磕頭或拍馬屁，我就是敬重他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