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鄉未必都隨俗
●絕對衝突
一個人成年後移居異鄉，一定會在生活習慣、思想意識、行為準則上與新的環境發生衝突，特別是在日本這樣一個特殊的國家。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經說過：“日本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國家，它很特別，有必要記住這一點。”
在這個“特別”的國家裏，生活著30萬中國人，他們在異鄉的生活中，與周圍的環境發生著各種各樣的摩擦。
產生摩擦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兩國人性格上的差異——和中國人的熱情、直率、靈活、隨意相比，日本人顯得冷漠、隱忍、保守、嚴謹。所以，許多來日本時間較長的人依然無法適應日本的一些生活習慣。而文化背景的不同，又使這些矛盾演變成了思想意識和行為上的衝突。
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始終揮之不散的民族情緒。在矛盾麵前，比起生活在日本的其他外國人，中國人的反應是最激烈的，這可以稱之為“先天的情結”。
中日戰爭雖然已經結束了55年，但因為日本政府對待曆史問題的態度既噯昧又傲慢，所以中國人心中的“結”也一直沒有解開。同樣的語言和行為，國人之間可以視為幽默或笑談，一旦出自日本人之口，那涵義與性質就有了根本的變化。
當然，造成各種衝突的原因是複雜的，衝突本身也是難以避免的。有了衝突不一定是壞事，它至少表明當事人在積極地、認真清醒地生活著。
脫軌的隕石們
日本社會森嚴的等級製度，是古代武士們占據了社會最高地位後確立起來的。盡管近代日本不斷變革，但等級製度依然滲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從是否有資格參加議員選舉到普通公司職員的利害關係，等級製度也造就了個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等級意識。
中國人步入日本社會，好像遊離於軌道之外的隕石，要經曆一係列的撞擊才能進入他們的軌道正常運轉。
我在職的出版社裏，曾經錄用過一名中國東北出身的正式職員齊。在日本，即使同樣是正式職員，也有終身職員、一般事務職員、一年一簽約的契約職員和臨時工之分。部長檢查工作，往往隻聽取終身職員的意見和彙報，連全公司的年末大彙餐，都安排正式職員和臨時工分開房間吃飯。
齊以他的學曆和才幹，考入了公司最高一級的終身職員。當時已經有一名日本人伊藤比齊早兩年進入了中文科，兩個人雖然是平級的終身職員，但是伊藤作為前輩，卻始終保持著一種居高臨下、發號施令的姿態。
為了樹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伊藤一直以部門領導者自居，將齊的工作內容與臨時職員等同起來，並一直為此而得意。不久公司開始醞釀大的人事調動，伊藤和齊有可能同時被派往中國工作。伊藤感到了極大的威脅，他甚至私下對同事說，一旦到中國工作，中國人必定都會服從齊的領導，齊將是他的大敵。
於是他開始千方百計挑剔齊工作上的問題，經常是規定好交稿期限後，又在中間加入大量的其他工作，以造成齊不能按時完成計劃的事實。齊是一個學究型、性格內向的人，經曆了忍耐和幾次爭吵之後，齊終於憤然辭職，考上一所大學的博士生，回到校園裏讀書去了。
無獨有偶，我到大阪的印刷廠去聯係業務，認識了在那裏工作的上海女孩廖，她在那裏獨當一麵的工作狀態，卻完全是靠她自己闖出來的。
廖剛進公司時，受到了前輩多方麵的排擠。其中以一個日本女職員（我們暫且稱她為小林吧）的做法最讓人不能容忍。午休吃飯的時候，她指揮廖給部門一起吃飯的女孩子們分別端上茶，之後又不允許她同桌吃飯。工作上小林直接與廖共事，複印等雜事毫不客氣地全部推給了廖。印刷廠規定加班不付加班費，所以小林把工作時間以外的活計全部留給廖來做，廖始終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直到有一次在更衣室，小林甚至命令廖替她整理換下來的衣服，廖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在她看來具有侮辱性的命令。沒想到小林頭一歪，不屑地吐出一句：“你一個中國人還能做什麼？”
這一句話深深地激怒了廖，長期以來的壓抑終於有了一個冒著火花的導火索，廖抬手就是一記耳光。這一掌完全出乎小林的意料，她捂著臉呆呆地看著廖破門而去。
廖當天便遞交了辭呈。然而結局卻是戲劇性的，公司不僅留住了她，了解到她平時的工作態度和能力，甚至給她加了薪。那一記耳光之後，小林見了廖竟然畢恭畢敬起來，好像一個剛入社的新人一樣，完全沒有了過去頤指氣使的勁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