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君欲天下之多才，必使士大夫相與共勵，而後賢才日多也。一登仕籍，有相忮懻者，有相爭奪者，有相鄙夷者。求其相師法者少矣，求其相砥礪者少矣。出於道義，則相師法矣、相砥礪矣；出於勢利，則忮懻矣、爭奪矣、鄙夷矣。故聖主造士必以道義，然後賢才不可勝用。中主課士以功利，是以庶官雖多，日見其不足用也。蓋以功令造士，得士尤少；以風俗人心造士，得士必多。賢者在天下，異地而相符，未見而相親。其立朝也，長短可以相資，道塞可以相共，去就可以相讓，廉隅可以相飭，坊表可以相因，俾人主有得一士之勞，因有得多士之慶；有用一賢之實，因有用群賢之功。不肎敗多士之名，即不肎敗一賢之名；有棄多士之憂，即不肎有棄一賢之憂。此以風俗人心造士也。若夫功令所在以毀譽取舍，其患在私；以功績殿最，其患在偽。去私去偽，非法度所能齊也，在乎國是之明與人心之正，所謂不以言舉人者先以道自居，而後盡人之能，則不道之人不得進矣。不必人廢言者，不啻愛人已成之善，尤必愛人未成之善，故人雖不合道而言之合道者，不可遺也。其不舉也，非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其不廢也，非難於謝絕其人而姑慰藉其言也。總之道取其正，理取其同也。是以聖君在上，皆可使為君子；闇君在上，當自棄為小人。非有忠有不忠也，求進之心則一也，惟真君子真小人則不在此論。若朝廷之上，稱譽則疑其有私，詆毀則以為至公，小人窺見此意，共為醜言以擊去異己，異己者去，則立於朝者自然莫非其類，不煩稱譽而群然並進矣。是以朋黨之弊習廢推讓之盛典，懲羹吹虀，既見嗤於昔賢，且終於不勝而使小人愈張，則立法不善有以使之然也。更有小人在大位，不能以時決去，己乃偶爾違旨，然後以不合眾望斥之。人主之意本謂其不肖而逐也，乃此人竟得違旨之名而去，論者以為小人之幸而人主之不幸也。況讒佞之人，子弟親知，羽儀附托者，實繁有徒，以群言之多飾疑似之跡，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求其敗露斥逐不亦難乎？漢元帝每案群下奸惡之跡輒略施責讓，得其叩頭而止。是以石顯窺見此指，知其易欺而難悟，敢於極力以害正人，以人主為玩弄。鄭朋、華禮、楊興之流公然顛倒是非、爚亂天下，而身不與其禍，乃知孔子所謂遠佞人，非但不用也，乃決去遠屏，隔絕其源，不使得至人主之前也。公羊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遙見其方來而即畏之，知其必有傷敗也。教人知戒，當如是耳。
階級
官以代工為義，故不義之事不可設官。周禮一書，所為以天地四時為之程限也。晉之新軍無帥，悼公使什吏率其卒，乘官屋以從下軍，先儒謂得慣舉之禮。蓋為官擇人，無人則寧闕其官，猶得先王遺意。後世不稽古義，凡主意所欲為，時勢所偏重，即設一署領之，如漢平準期門，宋青苗均輸製置三司條例之類，稽諸代工皆不合也，而恬不知止者，不謹乎奉天之義也。書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後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思及於此，可濫設一署哉？人主不可私授，人臣不可虛受，不如此者，是偷天之官而得罪於天也。成周之製，爵止五等，凡命於天子，皆受五等之爵。有百裏之土者，皆使自治其民，雖有方伯連帥不相承事，雖大國之卿大夫不與小國之君抗禮。後世設官太多，相轄甚嚴，親民之官處於最卑之品，臨其土者率伺察偏阿，取予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必刑法。否即垂頭塞耳，采取貨賂，悉如馬嚴所雲。為之下者仰麵而請，折腰而見，若牛圉馬牧受製於主人，此何為者耶？杜林曰，人情挫辱，義節之風損；法令煩多，苟免之行興。至於國無廉士，家無完行，使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弊彌深。今日之事適如此言。為守令者，凡事疑畏，故精爽消沈，壯氣委頓，才智不用而自竭矣。夫近君者有頓至之辱，則為君者有潛損之威，是亦主威之替也。人君何賴焉？若使同為諸侯，共事天子，則無此敝習矣。
澤宮
士不可不用，尤不可不養也。天下既定，人主立法養之，養之數年而後可用。不能素養而遽用之，所得當皆奔競浮華，而稱職者少，大任者尤少也。且立法不善，日趨淺薄矯偽，人心風俗不出數年遂可大壤，國家雖有紀綱，莫能維持。故議貢舉者不可苟且立法，行貢舉者不可苟且得士，其要在士子所習之業，不可苟且求售也。義理精通者，天下賢士也；學問優裕者，天下名士也。造就人才，必從一鄉一邑中擇學識雅正、心術端方之士以教鄉之子弟，其人立教亦以修飭人品、開廣器識為務，使賢士居前，名士居後，而後人才可勸。蓋為聖為賢，原非俗儒所能授受，又豈應試文字所能兼收？若不必人品器識為先，徒使俗師授以末學，師儒之官應副文書提舉學校之職，數年一試，邈不相關人性幾何，其能堪此更番迭出，鑿削根本乎？董子所雲，一郡一國之眾對無應書，是王道往往而絕，其積漸固由此也。夫科舉之業，亦不能妨為學之功，不善用之，適足害為學之誌。夫經義者，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誌，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觀士之心術者也。因文字知心術，因心術觀事業，經義益精，道德亦富，事業亦偉，故曰與為學之功不相妨也。所以相妨者，以試官為儀的，卷牘為弓矢，一發相值，誌滿意得，顧視舊學，不啻虛器，自此以後，一生所務，皆在利祿顯榮而不及事業。此何故哉？向來急於射策之念，結乎胎骨，不可湔浣，所以大有害於為學之誌也。人主之心，果知賢才之生，天所以安定國家，當吾世用之。宗社生民，有所托命，則求賢之誌出於至誠，選舉之法務求盡善，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競不與。應舉之人自重其身，以天所篤生自期，不僥幸名利；考試之官亦盡心擇士，不以市恩殖貨兩念奪衡鑒之明也。若謂一代之初，不可無法以係屬天下，姑以選舉為縻，使天下踴躍奔走，求吾錄用。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則此求賢之心不出於至誠，故所行之法，一切鹵莽，人之應之，亦不以安天下國家為誌，各務利祿進取，營私背公，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賢，妄謂所舉之士即功名富貴屬焉，冀厥身厥子孫皆責其報，如樊鯈所雲，率取少年能報恩者，耆宿老儒有意不錄。所以奔走販賣，非法所能禁也。故得其法者，選舉雖少，賢才遺佚亦少；不得法者，所舉雖多，賢才遺佚更多。皆由君臣上下，未嚐敬慎其事也。漢高帝曰，賢士大夫有能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萬世而下，猶恨此語未純，而況苟且牢籠之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