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的包裝盒一層一層拆開之後，裏麵會有一張心型的卡片，上麵寫著壞人都被幹掉了，請破涕為笑吧。你知道當你走出這個電影院，你所剛剛經曆的所有恐怖情節，都已經煙消雲散。
而Secuestro Express的結尾，沒有埋藏著這樣一張心型卡片。它所講述的恐怖，並不煙消雲散，相反，它粘著你跟蹤你占有你。說到底，它恐怖，是因為它現實。而這個現實，是我們今天已經不太聽到的一個詞彙：階級鬥爭。
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Carla和綁匪之一Trece坐在地上的一段對話。
“你為什麼綁架我？我不是壞人，我在一個天主教小學裏做誌願者，幫助小孩，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誰讓你開這麼時髦的車呢？”
“為什麼？為什麼有錢就是罪惡？我爸爸非常勤奮地工作！”
“當這個城市裏那麼多人挨餓你卻開這麼時髦的車。你還指望我們不恨你？！”
可惜我也記不清了，反正大意如此。兩個人爭論了一會兒，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個電影殘忍的地方就在於此：它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指出誰是“壞人”。窮人說是貧困導致了所有問題，所以他們無辜。富人說他們努力工作不但努力工作還做誌願者還幫助小孩，他們不應該被這樣對待。每個人都無辜，而無辜的人在罪惡中相遇。此時此刻我們多麼希望好人壞人就像金庸爺爺的小說裏一樣清晰可見啊，哪怕是嶽不群那樣隱藏很深的壞人呢，哪怕是梅超風那樣為情所困的壞人呢。壞人在哪呢？找到壞人，殺掉壞人，難道一個好的故事不應該這樣簡潔明了嗎。殺人多麼容易。殺人據說甚至成了暴力美學。對於一個充滿了壯誌豪情的鬥士來說，最恐怖的，就是沒有了一個明確的壞人，而這就是當今“階級鬥爭”的形勢。“階級鬥爭”曾經是多麼豪邁的一件事。格瓦拉，遊擊隊，紅色旗幟高高飄揚，刑場上臨死前的振臂高呼。現在卻像是一筆做不下去的生意，負債累累，人去樓空，隻剩下幾個混混，在空空的旗杆下麵，靠著綁架、人體炸彈、恐怖襲擊做點“小偷小摸”的買賣。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地圖，曆史重新變成了漫無目的的流浪。
想起有一次開會，聽見有個學者為文革辯護，說文革是窮人對精英的造反，所以它是對的，好的。我當時站起來問：為什麼精英就一定是貶義詞？為什麼貧窮就可以占據道德優勢？
然後幾年之後，我聽見Carla，這個開好車但是幫助貧困兒童的委內瑞拉女孩，在一個綁匪片裏，問一模一樣的問題。
請讓我們找到壞人吧。
請讓我們在發瘋之前找到一個簡潔明了的答案。
又想起國內網站上掀起的幾次風波。寶馬事件，郎鹹平事件。那麼多人站出來義正詞嚴地譴責富人的罪惡，那麼多人可以在對事實的細節缺乏探究和了解的情況下堅定表態。也許所有義正詞嚴的人在義正詞嚴的片刻都能感到一種英雄主義的氣息，從而減輕自己麵對那個血肉模糊的傷口時的愧疚感，然而如果英雄主義的前提是一個卡通化的世界觀，我寧願不做一個英雄。我寧願做那個羅裏吧嗦地說著“雖然……但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可能……大概……也許……”的小人。
在英特納雄奈爾之歌消失以後，這個世界的得救，需要的也許不再是振臂高呼時的豪邁，而是一個外科大夫對待一顆跳動心髒時的纖細。我家牆上有個招貼畫，上麵是一個大大的切格瓦拉的頭像。經常有到我家的客人問：哇，革命家啊，你是不是特崇拜格瓦拉啊？我就指著那個招貼畫的右下角說，你看這副照片的角落，還有一個要飯的老頭兒乞丐，坐在地上打瞳睡，我喜歡這個招貼畫，不是因為喜歡格瓦拉，而是喜歡這個對比。
因為這個對比在我眼裏，也是一個心型卡片。雖然這個卡片上字跡難辨，信息模糊，卻是一封更誡實的情書。格瓦拉也許是個“好人”，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同時，相比一個英雄對一個窮人的拯救欲，我總覺得，一個窮人對一個英雄的嘲諷裏，有著更加無窮的道理。
自我一代
⊕思⊕兔⊕在⊕線⊕閱⊕讀⊕
看了《時代》上那篇關於“自我一代”的報道，又看了各個方麵的反應，寫一下讀後感。
那個報道對中國“80後”的描述很可能較偏頗甚至失實，對此應該“立場鮮明”的批判。但是我個人感覺這個報道對當今中國年輕人精神狀態的描述，是大體靠譜的：追求個人發展，不關心公共事務。不過我奇怪的是，難道這僅僅是所謂“自我一代”的精神狀態？這跟出生年代有重大關係嗎？就算是60年代出生的“文化熱一代”，現在有幾個在關心政治？就算50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又有幾個人在關心公共問題？當年都是熱血沸騰過的呀。
事情其實也沒那麼複雜，這跟“代際”沒有太大關係。製度讓關心政治的成本太高了，相比之下，個人發展的誘惑又太大了。作為“趨利避害”的動物，大部分人都選擇不關心政治，追求個人發展，不過是理性選擇而已，犯不著單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