嚐試現代人文視野的重新整合，即通過對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譜係的縱深勘探暨合理配方，以期為大學生“精神成人”提供全方位、幾近全息型的思想營養。這就明顯越出了當下高校係科設置互為阻隔的基本格局，而使《讀本》初步呈現出跨學科、又漸趨圓融的大人文視野。是的，若著意甄別慣常意義上的學科歸屬，《讀本》可謂涉獵甚廣，近乎學科“博物館”，遠不止文、史、哲、經、政，還有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科學哲學、科學史、精神史……但有趣的是，隸屬上述學科的選文一旦被有機輯入《讀本》所設定的語境，它又奇跡般地淡出原先學科圈，而讓文本的每一個字甚至標點皆無聲地用來澄明大學生精神成人時可能生發的困惑。由於近代分工所鑄成的高校係科的功能互阻，而今卻在《讀本》這一實驗性思想平台消失於無形，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誠然，《讀本》不會忘記它的潛在讀者首先是正在校園就讀的大學生。大學生最終認同與否，可謂從根子上決定了《讀本》的命運。為了讓大學生在“靈魂發育”之際，能及時而確鑿地聽到另一種清醒而清潔的聲音，《讀本》頗講究一個“貼”字。“貼”，要義有二：一是珍惜大學生內心的人文渴求；二是平等地正麵應對大學生“成長的煩惱”——既不是居高臨下地借權威語式來以偏概全，也不是把人文教育柔化為慈善家的安撫，更不是放任自流，眼看一群群大孩子因擋不住時尚的誘惑而及時行樂，以欲念的滿足來遮蔽人生真諦，卻一籌莫展。
讓《讀本》平等地正麵應對大學生的人文渴求，這既是編委的集體行為取向，也是對某種閱讀理想的預設。若讀者日後真能將《讀本》之閱讀轉化為“靈魂對話”，這當是編者所夢寐以求的。由此不難理解本書為何要將每章編者絮語命名為“旁白”。“旁白”者，既含“參與”之意，又有“代庖”之戒也。畢竟“靈魂”之事，純屬個人精神事件，他者可供參照，無法代之思考。
一部書稿，近百萬字，好不容易編出來，末了卻說編者對全書未必洞明若燭，相反，尚存疑點有待日後三思，這並非謙辭，倒是實話實說。
中國大學人文教育缺失既久，這便命定《讀本》作為補償性舉措，近乎是在先哲曾經走過卻又轉眼荒蕪的故土，重新踏出一條路來。我與我的編委一路走來，走了一年，似乎不曾有過“我們走在大路上”的豪邁。其間雖不缺“柳暗花明”之欣慰，那也是“山重水複”累月跋涉所致。是的，我不諱言《讀本》是在嚐試大人文視野之整合，但這片剛被整合的大人文視野對編者來說，無疑也很新，充滿陌生化效果。我願說我對全書構成早已廓然於胸，但我委實不敢說，我對《讀本》每卷、每章乃至每篇選文對給定理念的細部闡釋，也爛熟於心。我隻是對與我專業相關的《讀本》內容才有言說的自信。這就是說，麵對《讀本》所莊嚴展開的思想的寬銀幕，我深感自己既是編者，同時也是亟須重新受洗的“教徒”，此“洗禮”所指亦有二：既指學識，更指靈魂。從這意義上，也可謂我和我的編委，是差不多與讀者站在同一地平線上。
我們不是傳教士，也不是舍身為人間盜火種的普羅米修斯，我們所以從五湖四海聚到獨秀峰下，齊心協編《讀本》，是因為我們皆祈願能有這麼一個機遇，可將曾真誠地感動過我們、並將繼續深刻影響我們生命曆程的那些思想暨文字，編成一本書，讓現在那些渴望精神成人的大學生（其間將有我的孩子）也用心讀一讀，或許他們也會有所感動，有所思考。
最後，我要感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及其社長蕭啟明，責編趙明節、楊勝剛，感謝他們在《讀本》一案所體現的出版家的眼光、氣度與責任心。
我還要感謝我的尊敬的編委丁東（山西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王彬彬（南京大學教授）、李新宇（吉林大學教授）、劉鋒傑（蘇州大學教授）、邵建（南京曉莊學院副教授）、富華（浙江嘉興學院副教授）、謝泳（山西省作家協會《黃河》雜誌編輯），感謝他們為《讀本》所貢獻的睿智、協作精神與文化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