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開的也就走開了，走開的用不著歡送。倒是有個奇怪的現象，其中的一些人轉而商，賺了點錢，也有的賠得一塌糊塗——無論賠錢的還是賺錢的，都不約而同地表示了對藝術的輕蔑。他們把以前學到的一點藝術誇張的基本功，用到了對作家藝術家的汙蔑和謾罵上。經商沒有什麼不可以，但經商和文學既然是不同的，藝術家就大可不必受生意新手的辱罵。我對這種嘈雜倒聽得津津有味。藝術上的低能兒突然以為有了嘲笑的權力了。知道這是一個什麼行當嗎這是偉大的魯迅、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的事業，是但丁和普希金的事業……那種人其實是在顯露自己的卑賤，不配加入高貴的行列。
個別人也不恭地議論起藝術家來，實際上這樣的人往往是極為幼稚和可笑的，無論在自己的專業方麵還是在對人生社會的認識方麵，大致還處於不著邊際的階段。
真正熱愛藝術的人走人了一個艱難的歲月。可能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這個局麵不會改變。有人在《讀書》雜誌上引了一位老作家的話，他說作家和藝術家要“守住”。“守”字用得多麼好。因為來自各個方麵的誤解特別多，作家、藝術家與社會產生的隔膜越來越大。1992、1993年，好多人都提不起精神來，讀者隊伍越來越少，很好的著作才發行幾百本。有一位著名教授，他最重要的一本論文集印了200本。這印數太可憐了。發行渠道不暢是個問題，這個時代開始弄不懂⊿
麵對一個倡揚生命的欲望和盡情揮發的時期，可以充分地體驗痛苦和驚愕。也隻有此刻才能最大限度地、強有力地向人心做出挑戰。一個人哪怕有了幾十分之一的回答，也會非常了不起。如果政治上極大地禁錮，各種思想都納入固定的框架，鑽入單一哲學隧道，我們就很難走入任意幻想的十字路口。沒有猶豫也沒有徘徊，答案是現成的，誰也不再試圖從原有的答案下尋找另一個答案，有人替我們想好一切，人喪失了思想的機會和能力——隻有單一的聲音，它非常強大，不是嗓音，它是統一的巨大的聲音，使你無暇思索，不能思索。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發現了幾部那個時期留下來的珍品大部分人，包括一些很了不起的思想家、藝術家都在那裏沉默，幹一點與他的身份極不相符的事情，他沒寫出什麼了不起的東西。看來我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脫離具體的客觀環境，一個人總是在一種環境裏生存。離開了一種環境就會失去某一種能力。環境能夠毫不留情地、在不知不覺間扼殺或擴展人的某種東西。—個寬鬆放任的環境，人時常會有被淹沒的危險，但這也比那種禁錮好得多。你可以比過去更大膽地幻想，放任你的思想。創造的力量呼喚出來了，魔鬼也應時釋放出來了。恰恰走人了這種自由、混亂、多元，也就最大限度地煥發了人的創造力。
我們不得不適應現代世界的節奏和步伐，在經濟、文化、政治各個方麵與活著的今日世界“接軌”。當代文化要融人整個世界文化，經濟更是如此。這樣，時代的列車才能運轉。不言而喻，我們的漢文化會空前地走向外部世界。當漢文化與世界文化發生撞擊的時候，它將接受更多的新東西。這一代中國思想藝術界可以更多地接受世界文化遺產。以文學翻譯為例，幾乎任何一本有影響的外國文學新著，特別是“純文學”，很快就會在我們的書店見到中文譯本。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米蘭昆德拉的《不朽》，在國外剛出版了一年左右，我們國內就見到了它的中文版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發展和積累當然會比過去快得多。
在這個時期，操守恰恰成了最重要的。惟在這個時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覽肮髒。
我看過鄭板橋晚年給他弟弟的一封信，上麵說像我們這種能寫幾句詩、畫幾筆畫的人太多了，這就算當代“名士”實際上我們才算不得“名士”，我們不過是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