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劃清界線”的親友子女，卻總是懷著體諒的態度，或者從社會原因來為他們辯解。例如在１９７２年回到北京以後，由於他的妹妹和妹婿（當時任公安部代部長）的阻止，顧準不能和近九十高齡的媽媽相見。當時大家對他的妹妹和妹婿這種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滿。顧準卻說，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為他們隻是一部巨大鎮壓機器的一個零件，身不由己，何況他們（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曾經用荒誕牽強的推理“揭發” 顧準在３０年代就是執行“右傾投降路線” 的“內奸”，很久以後隨著周揚的解脫，他的“內奸”問題才告解決。１９７２年回到北京以後，顧準對於他們這位老朋友卻多方照顧。考慮到這位老朋友的淒苦處境，逢年過節總是備下酒菜，約他共餐對酌，我當時很不以為然。顧準卻說：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這種古怪的個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黨內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審幹”做法造成的。這套製度毀掉了他的一生。這種悲慘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們應當同情才對，怎麼可以苛責呢。
顧準對於荀況、韓非為專製統治者鉗製輿論獻策的言論，雖然事隔幾千年，仍然嚴詞指斥，憤恨之情溢於言表。麵對某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左”派理論家，他義正嚴辭地宣言：“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當今天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製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製主義而奮鬥到底！”
另一方麵，他對於人民的苦難，滿懷同情，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慘世界》、狄更斯的《雙城記》的時候，也傷心落淚，邊讀邊哭。在看到別人被強加上莫須有的政治罪名，他會不顧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出來打抱不平。在議論給老幹部落實政策時，他想到的是“中國農村冬天沒有鞋穿的孩子們”。他在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時，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樣維護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點牽連。“文化大革命”開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想的毒害和為形勢所迫，同他斷絕往來，“劃清界線”。顧準對此深感痛心。然而他還是處處為他們著想，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最珍惜、準備以生命來捍衛的東西。在他的病已經宣告不治的時候，經濟研究所“連隊”的領導考慮給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顧準在一份文字報告中作出“承認錯誤”的表示。這是顧準所萬萬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後還是簽了字。簽字時顧準哭了。他對我說，在認錯書上簽字，對他來說是一個奇恥大辱，但他要這樣做，因為這也許能夠多少改善一點子女們的處境。事事首先為別人著想，已經成為顧準的天性。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打開行軍床休息”。那是顧準臨終的一天。由於癌腫對氣管的壓迫，他早已說不出話，當時他的病情更是已經進入了危急狀態，一呼一吸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約十一點鍾的時候，他看到我還在床邊，便掙紮著用手勢，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要我休息。隻過了大約一個鍾頭，他就停止了呼吸！
我想，一個人隻有有這樣偉大的人格，隻有有這樣的對民族、對人民高度的責任感和為人類爭取更美好的未來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險惡的政治環境和極其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進行隻有後代學人才能認識其價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遠湮沒無聞的曆史探索。他的學術成就，也正是這種精神的產物。例如，他寫作《希臘城邦製度》，就完全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結果，而是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早在幹校的時候，為探索為什麼播下了革命的理想主義的種子卻得到了林彪、“四人幫”法西斯專政的結果問題，追溯文化史和法權史的根源，遇到了東西民族的曆史殊途是怎樣開端、怎樣形成的問題。為了解答這個問題，顧準真是做到了王國維所說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那時，顧準曾反複和我討論希臘城邦製度的起源問題。他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假說，又一個一個地推翻，最後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圓其說的解釋。為此，顧準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書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細心地把它們連綴在一起，形成一個體係。回到北京後，他拖著低燒咯血的病軀，廢寢忘食，每天隻帶幾個冷饅頭上北京圖書館，查閱了大量書籍，閉館以後回到學部大院的集體宿舍再夜以繼日地寫作，終於寫出了這部連西歐史專家也對它的科學價值讚歎不已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