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清政府的積弱不振，和各帝國列強簽訂下了一大批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給中國的內政外交帶來了無數糾纏不清的問題，使得中國每年都要從國民收入中拿出數額巨大的款項用做賠款不說，更重要的是，列強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這些屈辱條約隨時製約著每一個新的政府的外交策略。是繼續承認這些條約的不合理，還是重新商議新的外交方式，這些問題一直苦惱著辛亥革命以來的每一屆政府。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些不平等條約才基本上一一被推翻，中國的外交政策才重新得以定位。但在民國時期，顧氏無論在北洋軍政府做外交官，還是在南京政府當駐外公使，每當要和外國人認真打交道的時候，他都無法回避這些事實，可以說，他對這些事情的感觸之深是其他人無法體會的。
1912年至1916年間的藏英爭端就是這樣一件富有代表性的事件。
西藏問題是和英國長期爭論的問題。爭端的責任當然首先來自英國當局的擴張野心和印度當局的為虎作倀，還包括西藏當局在對中國政府和英印政府之間的遊移不定的政策。
西藏與印度的邊界問題以及西藏在中國的政治地位，在1908年簽訂的中英條約中已基本解決。當時參加交涉時，中國方麵的是唐紹儀，英國方麵的是奧康納。按照條約，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和特權。條約對中國駐藏行政使的駐地和衛隊數目，以及中國駐西藏幾個大城市的代表的地位都作了規定。總的來說按照這個條約，中國和英國在西藏幾乎享有相等的地位和權力。達賴十三世久無臣屬中國之心，而長期傾心於俄國，後來，日俄戰爭俄國慘敗，北京執政的又恰恰是一個5歲的幼齡小皇帝宣統，達賴心旌搖搖不定。此時，英國對西藏采取所謂“不幹涉政策”，注重經濟滲透和政治滲透，在西藏上層中扶植親英勢力，對達賴更是以極優厚禮遇加以籠絡，達賴於是轉而親英。
1911年，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西藏，原來平靜的藏局再次動蕩，西藏地方政府想乘機擺脫中國政府對他們的領導地位。
與此同時，英國政府感到有機可乘，極力慫恿親英上層勢力策動所謂“西藏獨立”的喧囂，並公開叛亂，漢藏軍隊發生衝突。
在印度的英國人乘機給予西藏政府的分裂分子經濟和軍事上的大量援助。其數目今天雖然已無法具體地統計，但從當時發生的事件中表明，西藏政府肯定得到了來自外國政府的大量軍事援助。以至於西藏的地方武裝竟然有足夠的軍事裝備同中國政府駐藏行政使的衛隊相抗衡，甚至將他們打得退出西藏，不僅如此，他們還步步緊逼，進犯內地，企圖鞏固他們在西藏東部的勢力。
西藏地方武裝同中國政府的軍隊在川藏交界地區交火，打得不可開交，北京政府不得已，派川滇軍隊進駐西康，取得平叛的一個又一個勝利。
對西藏采取所謂“不幹涉政策”的後台老板們再也坐不住了，走上前台赤裸裸地幹涉中國內政，袁世凱就任民國總統不久，英國就要求與中國政府談判。
中國接受英方請求，雙方於1913年開始談判。英方派出參加談判的公使朱爾典一上來先向民國政府提出4條抗議：
一、中國不得幹涉西藏之內政；
二、中國除衛隊外，不得派軍隊進入西藏；
三、關於西藏問題，中英兩國另以新協議規定；
四、中國若不承認以上各款，則英國不承認民國政府。
朱爾典與袁世凱有私交，總設法與總統麵談重要的問題，而西藏問題正是雙方談判的主題之一。顧維鈞的任務就是在他們會談時，充當翻譯。盡管英國公使總帶有自己的翻譯，先是巴頓，後是一個叫哈代的。
一開始，袁世凱講的官話帶有很重的河南口音，讓顧維鈞很是難懂，外國譯員就更不用說了。巴頓或者哈代的翻譯朱爾典有時根本就什麼也聽不懂，袁世凱也聽不懂，這樣一來，整個談判過程中，就隻有顧維鈞一個明白人了。幾次會談之後，雙方都願意讓顧維鈞當翻譯。
總統和英國公使的會談僅僅是談判的一部分，袁世凱不能直接見朱爾典時，就派顧維鈞前去拜訪他，他和朱爾典的會談記錄總是及時送呈總統，在英國公使館的各次會談構成了整個談判的很大一部分。
在這次交涉中，英國完全無視國際法準則，明目張膽地幹涉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西藏本來是中國的領土，政府如何安排理應自行其是，對英國的行為應給予有力的反擊。英國政府早就看出袁世凱怕的就是西方列強不承認北京政府，不借給他貸款，加上英國在國際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對華政策不能不影響到其他國家的態度，袁世凱輕易不敢與英國決裂。於是，英國人態度更加強硬，為所欲為。袁世凱對西藏的態度，由“剿”改為“撫”，不但撤消了討藏軍，而且恢複了達賴十三的封號。西藏感謝英國政府的幫忙，自恃有強硬的後盾，對中央的反對愈加厲害，決定：若民國政府派兵來藏，藏人不能阻止時，即請英人出麵阻止，並以特別權力報酬英人。而英國人看到北京政府如此軟弱可欺，更激起心中的侵略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