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恍若末路
我的第一輛車是馳豹，但朋友說它是“遲到”。這車的亮點是方向盤猛勁一揪能揪出來，而且車子啟動必須要人推，推的時候還不能停，你必須邊推邊跑邊跳上車，路邊警察都看呆了。認識戴軍以後，他也在長安街上幫我推過車。他一邊推還一邊說，哎呀，我也是有人認識的好不好。但我當時特別寶貝這輛車，我是開著它去闖蕩江湖的！當時我一遇到困難就想，沒事，那麼失控的車都被我開得好好的，還有什麼好怕的呢？
有人問我是不是瞅準了時機才從央視離開，自己做工作室。不是。我走是因為我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李靜，你的夢想能夠在這兒實現嗎？如果不能，走出去。於是我就開著我的馳豹走了，就這麼一直開，一直開，開到20世紀的盡頭，終於成了一朵末路狂花。
——李靜
十多歲的時候，我心裏“躁”，就跟著家鄉的“野雞團”出去走穴，也不會唱歌，就負責裝台卸台，跟長工一樣。後來到了深圳打工，沒想到歪打正著成了歌手。那兩三年，我覺得好像有十年那麼長。那些一起唱歌的朋友，現在隻要聚在一起肯定會跟老年人一樣，聊得全是深圳的歲月。其實那時候很苦，我剛從工廠出來的時候，租的是農民房頂樓的鐵皮屋，盛夏悶熱無比還沒有地方洗澡，所以淩晨收工回家我就把一桶一桶的涼水往身上澆，凍得發抖。後來我終於發現，有一種苦，是隻有釀得特別好的酒才會有的味道。我品嚐過不少好酒，但最好的那瓶永遠留在了深圳，留在了路上。
——戴軍
有故事的人
19世紀，某日，雨果在巴黎聖母院兩座鍾樓間的黑暗角落，發現了這樣一個手刻的詞：“ΑΝΑΓΚΗ”（命運）。
1831年，《巴黎聖母院》出版。雨果在原序中寫道：本書正是為了敘說這個詞而寫作。
或許在幾百年前的法國，“命運”是一個飄浮在時代上空的宏大敘事，如今它卻有了全然不同的隱喻。不過總有些什麼是不會變的，因為不論輕重深淺，它總會用執著又曖昧的腔調詮釋著每一個個體與時代。
凡塵中的人們，終究不是雨果，隻是心中的某個角落也同樣刻著這個詞語——命運。
走過90年代的中國人，必定會將這個詞刻得深邃空靈。他們被衝入開放與保守交替糾纏的時代，他們感受著理想與迷茫的日夜共生，他們在破碎中尋找。
於是，他們為此寫作了自己的故事。
1989年的夏天很不真實。在深圳打工的19歲上海小夥戴軍到了北京。他是以海豚訓練師的身份，跟著深圳的“海豚表演團”一起來的。6月24日這一天，他永遠不會忘記，因為兩隻海豚叮叮和當當死了，他失業了。
回到深圳，他發現自己竟然有些不太能適應那裏黏稠的空氣了。一場炎熱，一場雨，接著又是一場炎熱，似乎沒有盡頭。他開始低燒。
很快在深圳的工廠裏找到一份新工作，隻是無趣極了。每天下班後，戴軍就和幾個工友一人拎上一瓶啤酒，在廠區外的小路上漫無目的地遊蕩，走累了就隨便找個台階坐下，灌幾口酒，胡扯閑聊。
那時候張雨生的《我的未來不是夢》很流行，和工友們一樣，戴軍會借著酒興吼上幾句。“我知道我的未來不是夢，我認真地過每一分鍾，我的未來不是夢，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在深圳打工的這兩年，他總望著集體宿舍的天花板，一個人呆呆地唱，隻是唱到後頭，總會覺得心裏特別潮濕。
重陽節那天，下班早，戴軍心情難得不錯，就叫上了兩個最好的朋友騎著車上了筆架山。一路喊著叫著瘋狂地往山頂衝，最後仨人累倒在一個陡坡上的草坪中央，周圍是滿眼的茱萸。夜晚的山風異常清爽，戴軍大口地呼吸著，指著遠處一排跳動的燈火說，那是香港吧，等我長大了，要去香港玩。那晚太適合唱《我的未來不是夢》了，因為不是望著天花板，而是望著星空。最後，大家討論的成果是“以後要掙好多好多錢，然後回家買房子買地，還要討老婆”。
第二天清早，整個工業區再次從單調的喧鬧中醒來。這是一幅非常奇怪的畫麵——成千上萬的打工仔瞬間如流水般從各個角落傾瀉、交織，隨即又在下一秒漠然地奔向那個屬於自己的流水線。
前一晚發夢的餘溫還在，戴軍和幾個工友飛快地騎著自行車，上坡、下坡，仿佛這份暢快再不享受下一秒就會消失。他們絕不會想到，就在下一個暢快的拐彎之後，一輛加長的香港貨櫃車竟直直地撞上了身邊的一位工友！
或許在昨晚和之前的任何一個瞬間，戴軍都未有過如此清晰的做夢的感覺。那個幾小時前還在和自己說“買房討老婆”的人，變成一隻斷翅的蝴蝶，在空中劃出一道殘弱的弧線後，落在了路邊。
人死了。
血液從他的身體裏一點一點地流出來，在陽光的炙烤下蒸騰出最後一絲鮮活的生氣。
接著是徹骨的寒冷。戴軍感到自己在太陽底下渾身發抖，他想，原來人在大悲之下是沒有眼淚的啊。
之後就是很長時間的失眠。隻要一閉上眼，工友平日鮮活的形象和最後垂死的麵容就會不斷在戴軍的眼前交替出現。終於，在反複的輾轉與焦慮過後，戴軍提出了一個極為具有哲學意味的命題：我是否也會在20歲的時候死去？
20世紀80年代末的詩人們或許也曾發出過這樣對死亡的疑問。海子在他的詩歌《春天，十個海子》中寫道：“這是一個黑夜的孩子，沉浸於冬天，傾心死亡。”隻不過對於20歲的戴軍而言，青春的故事，是如此的寫實。
為了讓自己不至猝死於虛無，戴軍果斷地到深圳中學去報了好幾個補習班，他不想再做一個簡單的打工仔了——這個願望很簡單，而且還有點粗暴，但的的確確成為支撐他進入下一段人生的重要力量。對於這一切，他寧願相信是命運的安排。
幾乎是同一時間，19歲的張家口女孩李靜即將從河北師大音樂係畢業，在這個人生的關口，她沒有忙於找工作，而是放下手中的手風琴，去和命運來一次爭鬥。
兩年前，李靜本打算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可惜比本科線差了幾分，她最終選擇了河北師大。因為按照當時的政策，這個專業先不分本專，兩年之後經重新考試合格即可升入本科，於是李靜就奔著讀本科的機會去了。結果兩年後，由於種種原因，這個政策改了，學校隻能發給李靜和她的同學們一個大專的文憑。
被騙了。這是李靜的第一反應。告他們！這是她緊跟著的第二個反應。於是，頗有幾分俠氣的她迅速組織起一眾同學去省教委和省辦公廳“告狀”。那一天，省辦的大門口嗡嗡地圍著一群年輕人，就見為首的大眼睛女孩兒手拿材料，麵色凜然。
有人說，小姑娘這麼年輕，還上了大學，有什麼冤的啊，你看，這門口比你冤的人多了。李靜不管，她見一次不成，就每天騎幾個小時的自行車，一家一家地把整個政府部門找了個遍。
其實很多年後，李靜和母校間早已化解了心結，但那一刻，她根本無法說服自己。對年輕的李靜來說，世界就是一根鐵棍，要麼直要麼彎。
在最後的最後，李靜的老媽站出來了。李媽媽是當時鐵路係統非常有名的“全國勞模”，但勞模媽媽也堪稱當時的潮媽，對女兒李靜大膽采取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雙重“富養”政策，不僅親自為女兒做最時髦的牛仔褲，而且從不吝嗇贈送讚美加鼓勵，這使得少女李靜成長得快樂、自由，而且率性。麵對女兒的折騰，她隻是經常對李靜講一句話：沒有任何困難不能被征服。於是這一次李媽媽說：“走，我陪你到國家教育司走一趟。”李靜說：“好，要是這次失敗了我就去找工作。”那一天，母女倆昂首挺胸走進了國家教育司的大門，就見很多人蹲在地上正在分帶魚。
沒人理他們。“我們要告狀！”李媽媽說。還是沒人理他們。隻見李媽媽“啪”地一拍桌子說道：“分帶魚，下班了嗎？國家正因為有你們這些人才鬧不好！”那幫人頓時一愣。再看看李媽媽的形象，一米七的個子，戴著眼鏡，頗具領導氣質。對方馬上說：“別急，我們接待。”
這幅畫麵，讓少女李靜異常地興奮，母親的強勢生生將自己的初次抗爭在心理層麵上實現了峰回路轉。盡管結局還是“沒戲”，但李靜已經覺得暢快了許多。她甚至覺得自己已經在精神上獲得了某種勝利，因為按照母親最後的話來說就是，能解決就解決，解決不了就當到北京遊玩一次吧。
1990年的夏天，李靜畢業了。
無論是對於戴軍還是李靜，這個20歲都顯得太過離奇。似乎有什麼力量在硬生生地把他們從以往的經驗中拉扯出來，人生的情節出現了一次明顯的斷裂。他們毫無準備地進入到了90年代，絕然不會料想到今後自己會與這個世界發生怎樣的關係。
90年代初，大眾娛樂文化卷裹著來自世俗景觀的誘惑，挑逗著國人渴望娛樂的胃口。1990年，舞廳、歌廳、卡拉OK廳，以及台球廳和電子遊戲廳成為文化消費的重要場所。同年，作為當時央視唯一的綜藝性娛樂欄目，《綜藝大觀》高調登場，預示著電視節目領秀大眾文化時代的大幕已然拉開。
華裔音樂人費翔在春晚的亮相，使得他成為內地流行音樂的啟蒙者，也成為風靡中國的一代偶像。因為模仿費翔的《冬天裏的一把火》《故鄉的雲》，戴軍在公司的歌唱比賽上得了一等獎。快過年的時候，一個一起唱歌的朋友要回老家惠州，就問他要不要一起去。去幹嗎？唱歌。朋友說，惠州有一個歌廳，過年去唱半個月，能掙1000塊。戴軍沒給自己一丁點猶豫的時間，立馬點頭答應了。他一個月工資才250塊！
1990年的春節，戴軍沒有回家，他去了惠州。從惠州回到深圳，戴軍口袋裏有了1萬塊錢。
買了兩套衣服，他開始跟幾個哥兒們跑場試音。剛開始找了一個很小的場子，一個鍵盤，一個歌手，一天就幾首粵語歌，並不耽誤白天廠裏的工作。但後來慢慢唱到三個場子的時候，喉嚨就有點受不了了。因為戴軍做的是印刷，那些油漆染料會讓本已疲憊的嗓子更加煎熬。
三個月後，戴軍辭去工作，開始了職業歌手的生涯。
又是一個燥熱的夏天。當戴軍走進“音樂”這個圈子的時候，李靜卻以“音樂”專業畢業生的身份與“電視”遭遇。
畢業後的一天，李靜在街上閑晃，遇到了一個音樂係的同學。李靜問，你在哪上班？同學答，我在電視台。李靜再問，學音樂的還可以進電視台？！同學再答，可以呀，可以做音樂編輯。和同學分手後，李靜火速奔回家，給張家口電視台打了個電話，第二天，她就去了台裏麵試，然後就被留了下來。不過不是做音樂編輯，而是做主持人。原來當時張家口電視台在全市招主持人已經招了好幾個月了，還是沒有招到。於是絲毫沒有經驗的李靜因為長了一張“標準臉”就被稀裏糊塗地推到了熒幕前。
做了一段時間之後，李靜陷入了糾結。她發現自己開始喜歡上了“電視”，但與此同時，她發現自己越來越不會說話了。麵對台領導“字正腔圓，聲音洪亮”的要求，李靜感覺有些許的不適應，因為這並不符合她的審美。一個學了這麼多年音樂的女孩，琴房裏的獨奏或許才是她最舒服的表達，那種自然而個性的表達方式，已經完完全全地溶解在了她的思想與呼吸之中，無法輕易地被轉化。
電視台看似平靜的生活之下，是李靜新夢想的醞釀與勃發。1991年，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後，她告別張家口電視台，考取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係。她用這樣一種方式去接近自己的雙重夢想：到北京讀大學；然後，找到屬於自己的表達。
麵對女兒的再次折騰，李媽媽隻是說了一句話，走吧，不行再回來。
彼時，在遙遠的南方，戴軍已經成為小有名氣的“深圳小黎明”。他幾乎唱遍了深圳所有知名的夜總會。幾乎每一個新開業的場子都會把他的海報掛在最顯眼的地方。但不知為什麼，他也有些焦躁，每次聽到心中那個挑逗的聲音，周圍五光十色的喧囂立刻變得無比靜默。
本不安分的靈魂，又遭遇世紀末最初的躁動，叛逆或許才是唯一的歸宿。未來學家奈斯比特說，90年代的人類社會正在走向新的文藝複興。而擁有之後又敢於一無所有的異鄉人李靜和戴軍，隻不過是想要去探索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這是一場不自知的自我革命。在1991年到1995年之間，他們的經曆大體帶上了一種實驗的色彩。而北京，成為收容這兩位實驗者的大本營。
“一切都對了。”
戴軍這麼想。1993年他終於來到北京。5年前，當他剛剛踏上深圳的土地，他覺得“哪都對了”，節奏也對了，生活狀態也對了，盡管一天要做三份工非常累。而5年後的北京，他再一次覺得哪都對了，盡管是住在3塊錢一天的地下室二層。那時的他已不再駐場，改做表演嘉賓，以北京為居住地，在全國各地的夜場穿梭。走了又來，來了又走，隻不過這一次他的心中已結下了與北京的深度契合。也是在這個當口，從北電文學係畢業的李靜，進入北京電視台，擔任《北京您早》欄目的主播，成了一名標準的電視北漂。
20世紀90年代中期，唱片公司與流行樂手共謀中國流行音樂的黃金時代。1994年冬天，戴軍正式進棚錄製了這首對他而言意義非凡的歌曲。那首歌，叫《阿蓮》。
通常故事講到這裏，應該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的確，在翻過來的1995年，“實驗”迎來了一個小高潮。這一年，《陽光燦爛的日子》火了，電影百年盛況空前：這一年，金庸被列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蜚聲與嘩然並起；這一年，鄧麗君、張愛玲走了，帶走多少癡怨眼淚。
這是很有故事的一年。
而對很多熱愛流行文化的年輕人來說，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直接影響了一代人對流行音樂最初的集體記憶——那就是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95新歌”的隆重登場。這件事的幕後推手是當時華語流行樂壇的重要人物，黃小茂。作為音樂總監，他在這一年製作並推出了52首流行音樂MV，讓更多人認識了高楓、羅中旭、丁薇、老狼……當然，還有戴軍。
《阿蓮》在電台已經是連著好幾周的排行榜冠軍了，戴軍卻人在深圳。那天演出間隙，他接到了大藏唱片的電話：中央電視台找你拍MV。
拍MV是戴軍沒有想過的事情。直到欄目組的人在深圳夜總會找到他，把他帶回北京，他還是沒有反應過來。第一天棚內，第二天外景，在還不太確定自己的手應該如何揮舞的時候，《阿蓮》的MV就已經拍完了。整個過程並沒有造型師的指點，戴軍就穿著自己的馬甲和T恤，耷拉著頭發，純純地結束了表演。但他相信這一定是大製作，因為導演用的是電影膠卷。接下來，攝製組又和他奔赴上海拍攝《申江水》的MV。戴軍更加堅信這是大製作，因為他們竟借了一輛老爺車，而且這一次有了造型師，給戴軍粘了一臉的胡子。他是當年唯一拍了兩首MV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