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行至半路，顧菲菲接到吳斌的電話。吳斌對字條上的信息非常重視，回到隊裏便讓相關人員趕緊查一下那個地址，很快結果便反饋上來——字條上寫的方程街其實是玉山街道原來的名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方程街更名為玉山街，當年的淩水路也改為現在的華南路。方程街淩水路279號，也就是如今的玉山街華南路279號，那裏現在是一棟居民小區的單元樓，原來是一家機械廠的家屬居住區，但由於機械廠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倒閉了，所以具體的門牌號“105室”，便無從查證了。
三起案件都發生在玉山街道，字條上的地址又是跟玉山街道有關，而又有人特意將它傳遞給支援小組，說明地址和日期都跟案子有關。不出意外的話，1979年12月28日方程街淩水路279號105室，即是早年奸殺案的案發時間和地點。
明確了字條上的信息所指，本來顧菲菲和韓印還準備與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逐個聊一聊，尤其是與梁豔原先共同工作過的科室人員，但現在看來沒必要了。能將梁豔和1979年發生的案子聯係起來的人，至少也要在街道辦事處工作三十多年，而符合這個條件在職的街道工作人員隻有兩個，一個是街道民政科的科長，另一個便是街道主任。顧菲菲和韓印決定先與這兩個人交流一下，如果不行再找些退休人員了解下情況。
首先接觸的是民政科科長，他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一上來便表示，聽說梁豔被殺了，但具體情況不是很了解。這倒不是假話，首起案件的細節通過本地網絡流傳出去之後，給市領導和警方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於是接下來的兩起案子，警方都在第一時間封閉了案發現場，也嚴令相關人員，除非調查需要，否則不得將任何細節透露出去。
隨後民政科長表示，他和梁豔年齡相仿，平時走動得多，對她的情況比較熟悉，如果警方想了解梁豔生前的各方麵問題都可以問他。
韓印聽他這個話頭，知道找對人了，便開門見山地問道：“當年梁豔工作的科室有幾個女的？”
民政科長短暫回憶了一下，說：“加上梁豔總共四個。”
“那幾個人的近況您了解嗎？”韓印又問。
“她們比梁豔年齡大，退休得也早，現在身體都還不錯，一直和梁豔有來往，沒聽說誰和梁豔有什麼矛盾和仇怨啊？她們一個現在……”
“都健在就不必介紹了。”顧菲菲擺擺手，打斷民政科長的話。
“你說‘都健在’是什麼意思？我還以為，你們認為這幾個老太太裏，有人殺了梁豔呢。”民政科長一臉納悶，想來是摸不準這次問話的用意。
“梁豔在這裏與誰走得比較近？有沒有很早以前去世的？”韓印接下話問。
“倒真有一個，她叫白秀雲，與梁豔同一年來的，雖不在一個科室，但兩人關係很好。”民政科長不假思索地說道，但提到“白秀雲”三個字，他臉色倏地黯淡下來，語氣悲慟地說，“秀雲是個命苦的姑娘，結婚沒多久，在機械廠工作的丈夫便死於家族遺傳的肺病。處理完喪事，她才發現已經懷孕兩個多月，周圍的人都勸她把孩子打掉，趁年輕再找一個，可她硬是把孩子生了下來，要一個人把孩子撫養長大。可惜她也慘遭劫難，而且死得很屈辱，聽說是被先奸後殺的。”
車行至半路，顧菲菲接到吳斌的電話。吳斌對字條上的信息非常重視，回到隊裏便讓相關人員趕緊查一下那個地址，很快結果便反饋上來——字條上寫的方程街其實是玉山街道原來的名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方程街更名為玉山街，當年的淩水路也改為現在的華南路。方程街淩水路279號，也就是如今的玉山街華南路279號，那裏現在是一棟居民小區的單元樓，原來是一家機械廠的家屬居住區，但由於機械廠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倒閉了，所以具體的門牌號“105室”，便無從查證了。
三起案件都發生在玉山街道，字條上的地址又是跟玉山街道有關，而又有人特意將它傳遞給支援小組，說明地址和日期都跟案子有關。不出意外的話，1979年12月28日方程街淩水路279號105室，即是早年奸殺案的案發時間和地點。
明確了字條上的信息所指，本來顧菲菲和韓印還準備與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逐個聊一聊，尤其是與梁豔原先共同工作過的科室人員，但現在看來沒必要了。能將梁豔和1979年發生的案子聯係起來的人，至少也要在街道辦事處工作三十多年，而符合這個條件在職的街道工作人員隻有兩個，一個是街道民政科的科長，另一個便是街道主任。顧菲菲和韓印決定先與這兩個人交流一下，如果不行再找些退休人員了解下情況。
首先接觸的是民政科科長，他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一上來便表示，聽說梁豔被殺了，但具體情況不是很了解。這倒不是假話，首起案件的細節通過本地網絡流傳出去之後，給市領導和警方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於是接下來的兩起案子，警方都在第一時間封閉了案發現場，也嚴令相關人員，除非調查需要，否則不得將任何細節透露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