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言性善，還舉出許多證據，如孩提愛親、孺子入井、不忍釁鍾等等。宋儒則不另尋證據，徒在四書五經上尋出些詞句來研究，滿紙天理人欲、人心道心、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等名詞，鬧得人目迷五色，不知所雲。我輩讀《宋元學案》、《明儒學案》諸書，應當用披沙揀金的辦法，把他這類名詞掃蕩了，單看他內容的實質，然後他們的偉大處才看得出來，謬誤處也才看得出來。
孟子的性善說和荀子的性惡說，合而為一，就合乎宇宙真理了。二說相合，即是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人問：孟子的學說怎能與荀子相合？我說：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二人之說，豈不是一樣？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據孟子所說：滿了五十歲的人，還愛慕父母，他眼睛隻看見大舜一人。請問：人性的真相，究竟是怎樣？難道孟荀之說，不能相合？由此知：孟荀言性之爭點，隻在善與惡的兩個形容詞上，至於人性之觀察，二人並無不同。
據宋儒的解釋，孩提愛親，是性之正，少壯好色，是形氣之私，此等說法，未免流於穿鑿。孩提愛親，非愛親也，愛其乳哺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撫養，則隻愛乳母，不愛生母，是其明證。愛乳母與慕少艾、慕妻子，心理原是一貫，無非是為我而已。為我是人類天然現象，不能說他是善，也不能說他是惡，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愛親者，食也；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為人類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類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謂性。”
告子觀察人性，既是這樣，則對於人性之處置，又當怎樣呢？告子設喻以明之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又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告子這種說法，是很對的，人性無善無惡，也即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譬如深潭之水，平時水波不興，看不出何種作用，從東方決一口，可以灌田畝，利行舟，從西方決一口，可以淹禾稼，漂房舍，我們從東方決口好了。又譬如一塊木頭，可製為棍棒以打人，也可製為碗盞以裝食物，我們製為碗盞好了。這種說法，真可合孟荀而一之。
孟子書中，載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猶杞柳也，曰性猶湍水也，曰性之謂性，曰食色性也，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五者原是一貫的。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原書俱在，告子之說，始終未變，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謂告子言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其說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則曰：“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忽又提出矯揉二字，豈非自變其說乎！
孟子言性善，還舉出許多證據，如孩提愛親、孺子入井、不忍釁鍾等等。宋儒則不另尋證據，徒在四書五經上尋出些詞句來研究，滿紙天理人欲、人心道心、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等名詞，鬧得人目迷五色，不知所雲。我輩讀《宋元學案》、《明儒學案》諸書，應當用披沙揀金的辦法，把他這類名詞掃蕩了，單看他內容的實質，然後他們的偉大處才看得出來，謬誤處也才看得出來。
孟子的性善說和荀子的性惡說，合而為一，就合乎宇宙真理了。二說相合，即是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人問：孟子的學說怎能與荀子相合？我說：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二人之說，豈不是一樣？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據孟子所說：滿了五十歲的人，還愛慕父母，他眼睛隻看見大舜一人。請問：人性的真相，究竟是怎樣？難道孟荀之說，不能相合？由此知：孟荀言性之爭點，隻在善與惡的兩個形容詞上，至於人性之觀察，二人並無不同。
據宋儒的解釋，孩提愛親，是性之正，少壯好色，是形氣之私，此等說法，未免流於穿鑿。孩提愛親，非愛親也，愛其乳哺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撫養，則隻愛乳母，不愛生母，是其明證。愛乳母與慕少艾、慕妻子，心理原是一貫，無非是為我而已。為我是人類天然現象，不能說他是善，也不能說他是惡，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愛親者，食也；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為人類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類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謂性。”
告子觀察人性，既是這樣，則對於人性之處置，又當怎樣呢？告子設喻以明之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又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告子這種說法，是很對的，人性無善無惡，也即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譬如深潭之水，平時水波不興，看不出何種作用，從東方決一口，可以灌田畝，利行舟，從西方決一口，可以淹禾稼，漂房舍，我們從東方決口好了。又譬如一塊木頭，可製為棍棒以打人，也可製為碗盞以裝食物，我們製為碗盞好了。這種說法，真可合孟荀而一之。
孟子書中，載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猶杞柳也，曰性猶湍水也，曰性之謂性，曰食色性也，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五者原是一貫的。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原書俱在，告子之說，始終未變，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謂告子言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其說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則曰：“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忽又提出矯揉二字，豈非自變其說乎！
朱子注“生子謂性”章說道：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俱是一貫說下，並無所謂“縱橫繆戾，紛紜舛錯”。“生之謂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講。生存為人類重心，是世界學者所公認的。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為出發點，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說，有“性無善無不善”之說，又以杞柳湍水為喻，其說最為精確，而宋儒反認為根本錯誤，此朱子之失也。然朱子能認出“生之謂性”一句為告子學說根本所在，亦不可謂非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