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何清漣的這封信居然成了絕響。在那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過任何來自文學刊物的讀者的反饋，更不用說什麼評論家或者文學權威的反應了。單位圖書室的那本《鍾山》，似乎也從來沒有人借閱過。我費盡全力，朝湖水裏扔了一塊大石頭，然後側耳傾聽：半天過去了，毫無聲響。
原來湖不在那。
直到這時，我才恍然發覺，“八十年代”已經逝去，世界已經變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學刊物，動輒幾十上百萬的銷量。連東北邊地的《鴨綠江》，發行量一度都達到四十萬冊。“一本《十月》或者《當代》，往往先在大學宿舍間流動，然後可能在理發店、醫院病房、工廠車間、商店櫃台之間持續作布朗運動；也可能是從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於無形。”僅僅十年後，這一情景已經恍如隔世。某位主編說，“你不能去問一個詩歌期刊的主編，他的雜誌發行有多少冊，這就像問一個女人她的年齡一樣。”
文學不再能帶來轟動效應，不再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所以，那些最有才華的人不再從事文學了。他們去從政、從商，去做個循規蹈矩的白領，都比做文學青年靠譜。許多才華正盛的作家，都紛紛轉行去給導演們打工，寫電影、電視劇。“文學”變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來講，你發表的作品，隻有編輯以及你通知到的幾個同行會讀。
與上兩項變化互為因果，大部分文學也告別了社會，告別了讀者，僅僅成為一種有氣無力的慣性。八十年代，文學替全國人思考，為全國人啟蒙，指點江山、激昂“鬥誌”。如今，文學變得“純粹”了，但是也純粹到了水至清則無魚的境地。
也不能說我沒有得到過反饋。在得知我發表了一些東西後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長曾經鄭重其事地和我探討過“寫作”這個話題。據他理解，在作家當中，寫散文的尚屬正常，寫小說者都是準精神病患者，而寫詩則是一個人精神有問題的確鑿證據。
同時，我全力寫作的年齡正是一個中小城市青年找對象的關鍵時段，“不好好上班”、“寫小說兒（人們管文學雜誌上的東西一律叫做小說）”
不但沒成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個好的婚姻對象的證明：這證明我不會很好地沿著副科長、科長、副處長之路攀登，反而有成為浪蕩之人的可能。在我逃離了“行長秘書”這一職位後，這一征兆更為明顯。而回首我的大學同學，大部分已經混成科長，有的已經是副處長、處長，更有人已經成了億萬富翁。
第十節
▃思▃兔▃在▃線▃閱▃讀▃
奇怪的是，了解了這一事實後我並沒有過分沮喪。做為一個小城市裏的普通大學畢業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樣可長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雖然不能憑寫作“功成名就”，但是我發現了並且習慣了寫作的快樂。
寫作是痛苦的。寫作需要將自己調動到最活躍、最興奮、最有力量的狀態，才能隨心所欲地驅策胸中萬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狀態。因此寫作者必須擁有特別強大的意誌力，需要無情地鞭策大腦。這種寫作中的完美主義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不過離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種酣暢淋漓的興奮體驗。
寫作又是快樂的。我的性格是那種習慣和自己較勁的人。我想最適合我的工作也許是一個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不被打擾的地方敲打點什麼東西，使它以最合適的形態呈現出來。僅僅這一過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