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前幾回中，已把袁振武的剛毅果敢的個性、忍辱學技的決心，表現無遺；後來袁振武獲得絕藝，實非偶然。這正是中國的民族因循敷衍、不肯刻苦努力而妄冀成功的僥幸心理的對症良藥。書中描寫飛豹子出走尋師、蓄意營救鷹爪王，是何等真切有味而生動。鷹爪王的夫人及其內姐魯老姑太的肝膽照人，和武林朋友那種勇於赴救的精神，也正是鍛煉中國國魂的絕好榜樣。比較一般武俠小說的誨盜滋亂，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了。”評論家接著說：“一般人常說，為藝術而藝術，所以反對有訓誨性的著作。但是為吃飯而吃飯的理由，終究不夠理由。吃飯還有它的本來的功用。藝術既是文化的產物，而所謂文化者，當然是重在教化。無教化作用之藝術，究竟不成其為藝術了。白羽的武俠小說固然是為藝術而藝術，但教化之功用，仍然是不可抹殺。”（原載1940年版《武林爭雄記》）在九十年代來看，這段教化作用的文藝理論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墨嬰在1940年著文，從通俗文學與文學創作（注：即現代“純文學”之意）的關係、白羽文筆特征、思想內容等方麵作了評述，文章首先論述了體裁問題，他說：“白羽小說托體章回，從體裁上看是通俗小說；這在作者，也有創作的自覺。他在自序上很謙虛的說：‘武俠之作終落下乘，章回舊體實羞創作。’但是，文學的評價究不能拘於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俠故事，在人物描寫上是這麼生動，情節穿插上是這麼合理，而故事進展上又這麼自然；雖披著傳奇故事的外表，可是書中人物的內心個個都有著現代的人性。這確已衝破了通俗小說的水平線，而侵入文學創作的領域了（宮注：墨嬰仍卑視通俗文學）。白羽作品因襲著章回小說的體裁，而內在文心蘊著創作的‘新’與‘熱’。”
墨嬰評介白羽作品的文筆和內容時寫道：“白羽寫的是劍客拳師，可是善寫人情世態。白羽創造出來的少年壯士，大都倔強，以致到處碰壁，也自討苦吃。白羽的人物好抬杠，罵起人來是很峭的。白羽的筆‘健’、筆‘潔’，他的小說精嚴廉悍，力透紙背，要一句一句的讀。他寫小說多所修改，報刊稿，與初版書、再版書，字句內容各有不同。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細雕細琢，連一個標點、一個問號也要注意；每一書出，必撰‘提要’，卷前有‘前記’，括敘前情，卷末有‘後記’，預告下文。白羽寫武俠，人物盡是些常人，沒有一個超人。既沒有飛劍的異人，也沒有駕鷹的怪叟，更沒有骨瘦如柴、力抗萬鈞的僧道和小孩。俞鏢頭被二十萬鏢銀逼得亂跑、求援；鐵蓮子袒護己女，助女奪婿。白羽小說中的英雄一點割肉喂虎、舍己徇人的俠氣都沒有；可以稱得起既盡情，又盡俗。既盡俗，而又力求脫俗。這便是白羽小說的特殊作風。”
墨嬰具體分析白羽三部作品說：“《十二金錢鏢》描寫喬九煙的被囚、一塵道人的遇毒，非常生動，得一‘俏’字訣。尤其是‘楊柳情緣’，寫女俠柳葉青的嬌癡，至今豔稱人口。唯在結構上，此書似不如他的《聯鏢記》。”
這位評論家對武俠三部作的總評是：“《金錢鏢》是白羽的成名作，《聯鏢記》（即《大澤龍蛇傳》）便是他的成功作，若論到代表作，則又數著《偷拳》。白羽用‘快爽’的筆調寫《金錢鏢》，用‘緊促’的筆調寫《聯鏢記》。及至《偷拳》，故意用‘生挺’的筆致寫出。”墨嬰最後說：“白羽寫武俠，卻不願少年的讀者迷惑得‘入山學道’！”（原載1939年版《偷拳》）
關於墨嬰係何許人？徐斯年教授曾函詢筆者，他認為作者是大手筆，對白羽、劉雲若作品評論甚透，必是知情人，斯年和張贛生研究員隨便談論過，徐、張懷疑是白羽本人的化名。筆者卻認為，墨嬰很可能是天津著名文人郭雲岫的化名。郭是白羽的摯友，當時是國民黨在淪陷區天津的地下市委委員，並以白羽的正華出版部在英法租界的代理商名義藏身。他有較高的文學造詣，對武俠小說觀念與白羽相同，都是卑視武俠題材，尤其避嫌誘使少年“入山學道”。當時報載，有數名小學生私奔四川峨嵋求仙，成為正統文人譴責武俠小說的一個“罪證”。這正是白羽時代文學觀念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