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來港後，最初的日子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在平淡的生活裏，金庸時刻留意著社會的變化。20世紀50年代初，接連發生了兩件引起香港市民極大興趣的事兒，金庸意識到機遇來臨了。
第一件事是1953年香港的兩位武師比武。香港太極拳和白鶴派掌門人互不服氣，約定在澳門以打擂的方式一比高下。其實比武過程並不精彩，幾分鍾就分出了勝負，但這件事本身造成的衝擊波在香港市民中持續了好長一段日子，一時間街頭巷尾人人都在談論它。
第二件事是梁羽生的一炮走紅。梁羽生是金庸的好友，兩人幾乎同時抵港，後來又都在《新晚報》供職。由於武師比武造成的衝擊，為了滿足市民的“武癮”，梁羽生在《新晚報》連載其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這一舉動不但使《新晚報》銷量激增，而且開創了新武俠小說的先河，梁羽生本人則一時間家喻戶曉，一炮走紅。
許多人都注意到了這兩件事，但很少有人把它看作是一次機遇，香港的小說家更是反應遲鈍。而從未寫過小說的金庸卻從中悟到了許多：人們對於“武”的偏愛證明武俠小說存在著潛力巨大的市場；梁羽生一炮走紅，但鮮有人跟上，武俠小說必然“供不應求”，自己能不能在這方麵有所作為呢？更何況自己本身就是個武俠迷，論筆力，論才氣自己都不遜於梁羽生，為什麼不試一試？
正值此時，剛巧《新晚報》主編羅孚找上門來，盛邀金庸“加盟武林”，正所謂“萬事俱備東風到”，金庸爽快地答應了。很快，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也在《新晚報》上連載。值得指出的是，其故事的可讀性超過了梁羽生的作品。由此金庸不但一炮走紅，而且後來居上，鋒頭之健壓過了梁羽生。
《書劍恩仇錄》的成功，使金庸一發不可收拾，20年間寫出了十幾部作品，每部作品都被奉為經典，金庸作為新武俠小說“一派宗師”的地位迄今尚無人能撼動。曾有人作過統計，在古今中外的小說中，金庸的作品在其知名度方麵僅次於《紅樓夢》而名列第二；“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更是成為公認的評語。由此可見金庸的成就之大。
當時，金庸的名氣已經相當地大了，但他沒有停止不前，除了寫小說金庸還自立門戶創辦了赫赫有名的《明報》。最初的日子苦苦支撐，艱難地把報紙維持下去。為了擺脫困境，他時刻留意著新的機遇。
1962年，由於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又由於中蘇關係的破裂，中國大陸陷入了困難處境。大批的廣東沿海居民為了逃脫困境，湧到香港謀生。對此，香港當局采取了強硬政策：一律遣返，並加強阻攔。即使這樣，仍有大量的人員湧入，一時間彈丸之地的香港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香港的各大傳媒怕“引火上身”，而對“逃亡潮”不予報道。
一貫“不問政治”的金庸最初也采取了低調處理的方式，隻在《明報》上發了幾篇輕描淡寫的消息。但隨著局勢日益嚴重，金庸作出決定：“真實地報告……至於後果如何，全由我負責！”
金庸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麵是出於作為一個報人的良知和職業道德，另一方麵也考慮到《明報》正好利用這次機遇提高知名度和銷量。
不但大量地報道、充分利用這次機遇，金庸還為《明報》創造了一個絕好的機遇，那就是讓《明報》直接介入到此事中去，於是就有了下麵的一幕幕。
金庸親自帶人到偷渡者被阻的地點，親身體驗實情，然後趕寫評論，呼籲有關方麵火速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