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劉川鄂《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還從微觀方麵對各階段重要的自由主義作家、作品及文學思潮進行了精彩的闡釋。比如，在對第一階段的自由主義作家進行論述時作者提出，判定一個作家是不是自由主義作家，不應簡單地從社會政治角度來定性，也不應隻言片語地從其作品中搜尋挖找那些自由、民主、平等、尊嚴之類的字眼。而應該從兩方麵來界定：一是作家的文學價值觀及創作態度，二是其作品的整體風貌。因此，盡管胡適在自由主義的態度上比周作人要一貫的多，激烈的多，但是《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通過詳細闡釋，堅持認為：胡適隻“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開路人、始作俑者，但他不是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正式發言人和舉旗者”（劉川鄂：《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武漢出版社，2000年10月，第73頁。），作者認為，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正式發言人和舉旗者的角色是周作人擔任的。這一評價應該是公允的。另外，站在自由主義文學的立場上，《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對20世紀40年代“孤島”作家張愛玲的評價也很有見地：“她的小說，深入地表現了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充滿了繁複的意象和參差的對照，有著對人性的精微的描繪、而且在技巧上始終下著極深的工夫。她是把中國傳統小說技巧和西方現代派風格結合得最好的中國現代作家”，“她是20世紀為數不多的真正能夠經受起曆史考驗和藝術考驗的作家之一，她是少數能夠流傳下去的作家。”（劉川鄂：《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武漢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62頁。）《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通過宏觀和微觀兩方麵的精彩描述，勾勒了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發展的總體麵貌和階段性特征。
除了曆時層麵的精心梳理，《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還試圖突破自由主義文學發展的表層線索，在共時層麵挖掘其深層意蘊。具體而言，《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深入探究了中國自由主義文學作家創作心態。《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從自覺的作家意識、對中外文學遺產的開放態度、對人性的深切關注和鮮明的文體意識等方麵來分析中國自由主義文學作家創作心態。立論非常中肯！以自由主義作家自覺的作家意識為例，著作認為，“所謂自覺的作家意識，是指承認文學的獨立價值，把創作文學作品當做自身追求的目的而不是把它當做實現其他社會目的的附屬性手段或方式；……一個主動的作家、具有自覺意識的作家的最大特點是：在他眼裏，文學就是文學，文學就是一個自足的世界。雖然他也承認文學與社會現實的錯綜複雜關係，但他對待文學本身的態度是純文學的。他隻關心人性的自由和美的創造，認為這是任何別的社會分工所不能取代的獨特勞動。”（劉川鄂：《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武漢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86—187頁。）這一觀點雖然是針對自由主義文學提出來的，實際對於文學的自由發展具有普遍意義，承認這一點，也就承認了人類社會的多元價值取向和這種價值觀念的合理性。
二、斷代史研究
通史和斷代史是從時間的連續性角度對文學史書寫進行的一種主觀區分。相對通史而言，斷代史研究關注的對象較為集中，常常截取文學史的一個段落或截麵，從某個獨特的視角進行深層次的挖掘和探究。在視角和方法上顯得更加精致和細化。因此，在某個統一的文學史觀念觀照下，斷代史研究既可看做是通史研究的一部分，同時也是通史研究的深化或精細化的表現。與此相關聯，斷代史研究在時空觀上有著明顯的理性自覺，它往往敢於突破固有的觀念或文學史時空的限製，在某個有效的時間段中，或從細微處尋找自然聯係，或排列新的時間序列，從另一個角度將文學史盤活。同時，斷代史研究在空間上常常以某個“點”為突破口，抓住某一個關鍵問題或概念，深入到文學史的敘述當中去，堅持“點—線—麵—立體”的空間策略，拓展拓深某一具體問題。斷代史時空觀念靈巧，常常是以形式的有限，來闡釋“無限”豐富的文學史。
（一）轉型期湖北地區的斷代史研究
具體到本地區而言，如方長安的《選擇·接受·轉化》、羅曉靜的《尋找“個人”》，敘述時間均跨過了近代和現代文學的界限，抓住某個關節點恢複原有的文學史聯係。前者關注中日文學關係這一關鍵問題，從選擇—接受—轉化這一思路出發，做動態的研究，得出了新鮮的結論。後者抓住“個人”這一對現代文學生成具有重要意義的元話語、元觀念，從這個“點”（關鍵詞）出發，分析了晚清至五四之間從“天”到“人”、從“人”到“個人”的邏輯進程，梳理史的線索，闡明其現代意義，最終找到“個人”在整體文學史、觀念史中的合法位置。另外，李遇春的《權力·主體·話語》也跨過現當代文學之間的時間障礙，選取20世紀40—70年代這一獨特的時間段，以獨立的視角和理論將“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打通起來，既有史的連續性，又較好地體現了史的立體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