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湖北地區斷代史研究，一方麵借鑒傳統文學研究方法，另一方麵也注重吸收西方思想，總體上呈現為開放、多維的特點。中國傳統文論重視從社會、曆史角度對文學進行分析闡釋，文學史表現為明顯的思想史特點。轉型時期本地區的斷代史研究同樣體現了這方麵的特點，注重從文學的外部——思想史——的角度介入文學史研究。不過，所表現的思想內容則有新的內涵。就思想性而言，更多是對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現代性概念的關注，以及對深層次生命終極意義的哲學思考。如昌切的《清末民初思想主脈》以清末民初的思想史變遷為線索，在動態的發展過程當中尋找文學的關聯，對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很有啟發意義，行文很有思辨性。羅曉靜的《尋找“個人”》選取“個人觀念”作為研究對象，針對先前相關研究的不足，著重從發生學和觀念史的角度去厘清中國晚清至五四時期現代個人觀念的發生演化。對於文學史的敘述而言，它勢必改變先前對“個人觀念”使用的模糊和混雜狀態。
其次，文化研究的深度滲透也是轉型期湖北斷代文學史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樊星的《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和《當代文學與多維文化》、昌切的《世紀橋頭凝思：文化走勢與文學趨向》、張衛中的《新時期小說的流變與中國傳統文化》、陳國恩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外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的曆史與文化透視》等分別對文學發展與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地域文化、代際文化等的內在關聯做了出色的分析，對各種文化傳統、文化潮流對文學的衝擊和影響作出有力的價值判斷。
最後，轉型時期湖北地區一批青年學者銳意進取和創新的努力主要體現在對西方理論與方法——包括現代及後現代方麵的相關理論——的借鑒與應用上。他們的研究常從文化學、美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相關知識出發，在一些重要領域進行深入挖掘，取得了較好效果。如李遇春的《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周新民的《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等著作。《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借鑒了福柯的話語理論和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結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集中探討了紅色文學秩序中中國作家的話語狀況或話語困境，揭示其與作家心理、文化語境之間的複雜關係。《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主要借鑒福柯的話語理論，以“文革”後近三十年來小說為研究對象，在方法論上，主要運用譜係分析和批判分析的方法：從譜係分析的角度出發，作者近三十年來小說中的“人”的話語不是一個完整的連續體，而是存在較大程度的斷裂；而從批判分析角度分析，話語的產生與流變與社會文化、社會製度、社會思想之間存在密切的聯係。作者詳細梳理了新時期以來小說中“人”的話語線索，對其內涵和變遷過程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揭示。
不過，從研究內容上來看，轉型期湖北地區斷代史研究也具有非常突出的特點：一是非常注重中國現代文學史發生學的研究；二是對當代文學史上的某一階段的文學作出別出心裁的深度闡釋。
（二）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學研究
文學作為文化組成的重要部分，其發展無疑受到具體文化語境的諸多影響。從社會文化的大語境中來看待文學和從事文學研究，探討文學發生與流變，是文學史研究的重要途徑之一。昌切的《清末民初思想主脈》以清末民初為時間界限，對這一重要過渡時期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做了係統的介紹。尤其是對清末民初思想文化發展脈絡的整理，探尋其中的規律，有重要意義。
清末民初（本書特指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27年“五四”時期結束）是一個兩世交接、兩種社會製度交替的特殊曆史時段。此階段，中國社會在西方諸列強輪番的侵略、劫掠和壓迫下開始向現代社會轉型，淵源深厚的中國文化也在古今中外文化相當激蕩的衝突中解體與重構。研究這一時段的文學，就有必要了解這一時段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