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個人”》正是通過對晚清至五四時期的關鍵詞“個人”及諸多子關鍵詞的細致解讀，辨析了“個人”乃至“個人觀念”的範疇、概念要素和邏輯結構，梳理了這一時期“個人”觀念發生演變的曆史進程。通過論述，《尋找“個人”》就有力地論證了五四前後“個人”觀念，既是對晚清以來思想變動的承接，又是對民國初期中西兩大思想資源的生發、重構和轉換。也有力地闡明了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必然路徑。
方長安的《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其實也是闡明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學的一個問題。不過，它更側重揭示中國新文學發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外來文學的影響。中國新文學發生初期，日本文學給中國文學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以中國近現代文學的轉型、發展、現代性生長過程為參照，重新考察了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的內在關係，探究日本文學如何被中國作家所選擇、接受和最後轉化成自己的血肉的。
首先，方著在時間脈絡上打通了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的全部過程，將原來割裂或是孤立的中日文學比較研究統一貫穿起來。晚清是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革和轉型階段，也是中國現代文學萌芽時期。對晚清文學的清理，自然也是尋找中國現代文學曆史萌芽的重要步驟。《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發現，晚清時期，以文學手段推動政治變革的文學理念，來源於日本文學。例如：梁啟超以日本的政治小說為參照，大力倡導“新小說”的創作，並上升到開發民智的高度，主要是其政治理想一種表達，功利性非常明顯。其他如詩歌、散文、戲曲方麵，晚清文學領域的變革和改良也都與日本的啟蒙文學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
晚清文學變革發展到五四階段，價值觀念、意義生成方麵有了質的突變，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個人價值和意義的強調。這一時期對日本文學的接納和吸收也從先前狹隘的政治需要轉向更深入的理解和消化階段，《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從日本的白樺派影響出發，討論了晚清“國家”文學向五四“人的文學”的轉變；《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以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為例，探討了晚清政治文學向五四人情文學的轉變，晚清政治宣講式文學向五四寫實文學的轉變。五四文學在建構與發展過程當中，受日本文學的影響更加深入。例如，前期創造社大多是旅日派，其中很多作家的思想和創作自然受到日本影響。《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論述了其與日本唯美主義文學的關係，並從實據出發，第一次探討了與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聯係，頗富創見。
五四高潮過後，啟蒙主義主題並沒有被削弱，而是出現了一種新的形式——革命文學。如果五四是對晚清“國家”中心文學的一種反撥，要求尋找“個人”，那麼革命文學可以說是一定程度上“國家”的回歸，不過國家不再是舊有體製下的晚清帝國，而是新的無產階級國家的想象。五四文學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轉換與日本無產階級文學影響是分不開的。《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列舉了當時對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翻譯與交往，對五四文學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轉換與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興起做了詳細的甄別，回應了上述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