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以現代性為參照，將中日文學當做一個完全的整體來看待。中國文學在選擇和接受西方現代性經驗的背景和曆史語境方麵，與日本現代化曆史進程及曆史性特點有相似性。西方的武力和現代性壓迫使中日都有了向西方學習的強烈要求，日本文學走在了前麵和取得的成就，為中國向日本學習提供了可能。《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認為，中國文學在選擇、接受和轉化日本文學過程中表現出一係列普遍性的矛盾：第一、中國認同、接受日本文學的立足點是中國文學發展的現實需要，這一立足點使認同、接受日本文學從未遊離於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學的新舊轉換與現代性生長。但在這種急功近利心理作用下，中國文學不能全麵深入地開掘出日本文學對中國文學發展的多重借鑒與參考意義。第二、中國文學認同、借鑒日本文學是與反傳統相統一的。因此，將主要注意力放在日本近現代文學上，從那裏獲取了許多現代性內涵。不過這一立場背離了日本文學學習西方文學時不忘自覺挖掘本民族傳統優勢這一特點，也就背離了日本近現代化的重要方式與經驗，弱化了認同、接受可能具有的積極意義。第三、日本近代文學始終處於探索狀態，變動不居，表現出一種迅速追趕西方的急躁情緒，留日作家因此往往同時受到日本文學多種思潮、流派的衝擊，這一特點促使他們始終保持一種開放姿態，避免了保守和固步自封傾向，但同時也導致其中大多數人始終處於一種思想和情緒的騷動之中，無法沉潛在文學深處進行探尋，以至於將日本近現代文學中那種急躁的“革命”情緒帶進了中國文學。第四、中國文學在認同、接受過程中將自我與他者區別開來的焦慮感不足，導致了除魯迅等少數作家外，多數接受者很少去思索、質疑日本文學近現代文學的發展經驗是否適合於中國文學，以至於20世紀前30年的中國文學幾乎走上了一條與日本近現代文學相似的發展路徑，甚至常常重複著日本近現代文學所犯的某些錯誤。
從晚清文學變革到五四文學，再到革命文學，《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認為“留日作家主要是從社會革命的視角看取日本近現代文學的，而日本近現代文學又具有強烈的不斷‘革命’、‘維新’的個性，這使得他們以激進、革命和注重文學外部規律等特點而與留學歐美的作家區分開來。”（方長安：《選擇·接受·轉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36頁。）“歐美派”大多是溫和的民主派，提倡自由和個人幸福，社會功利目的通過個人主義的追求來實現。而“留日派”恰恰相反，要求通過社會革命來實現社會理想，目的指向性很強，這一目的也決定了中國學習西方、學習日本的程度停留在一個相對保守的層麵，不能走向深入。總的說來，《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試圖以晚清至30年代初為界，以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轉換為線索，梳理中國文學對日本文學、文化的選擇、接受、轉化過程。
晚清至30年代初中國對日本文學的接受和借鑒是具體的，全方麵的。《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對中日文學關係的理解突破了傳統的“中介論”，即日本文學是中國文學追尋西方文學及其現代性的橋梁與中介，而把日本文學當做一種具有獨立美學品格和鮮明民族個性的文學，它是以一種獨立的民族文學姿態與中國文學發生關係的。中國文學在現代性的生成和發展過程當中，雖然接受了日本文學間接傳播的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念；同時也接受日本民族文學和文化傳統的熏陶，因而與直接采納西方經驗有極大的不同。如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它顯然是在法國自然主義文學影響下產生和發展的，但由於受日本古代日記文學傳統的影響，產生了“私小說”這種特殊的形式，張揚個性，主觀性極強，與西方的自然主義文學已有巨大差異。由於中日文化上的諸多淵源關係，使得中國作家在學習日本文學現代性經驗的時候，願意和容易接受對方的本土化經驗，尤其是浸潤了眾多傳統因素的經驗價值。因此，探討中日文學的關係，尤其是中國接受日本文學影響的現代性轉型，顯然不是“中介論”那麼簡單。“與直接由歐美文學引進現代性相比，認同、接受日本近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學追尋現代性的另一種途徑，日本近現代文學不同於歐美文學的現代品格，豐富了新世紀現代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內在構造和外在特征。”（方長安：《選擇·接受·轉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36頁。）但是，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學在接受影響的同時，缺乏一種自覺將自我與他人區別開來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