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與多元：從中國留學族到新月派》最後從世界化、現代化、文化化等視域對新月派進行了準確的曆史定位：首先，新月派作為後五四時期以美英留學者為主體的社團和群體，其文化文學活動明顯地具有留美文化尤其是美英留學文化的性質。它在現代中國跨文化交流特別是美英文化文學思潮的傳播和濡化過程中扮演了中介和中堅作用；其次，新月派同其他新文化、新文學社團或派別一起，致力於以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為表征的現代文化變革，並以其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文化文學實踐，為現代中國文化的轉型和新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獨特的、一方麵的貢獻；第三，在文化化視域中，新月派作為深受美英文化傳統影響的、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自由派、改良派，與其他各種思想派別，尤其是與左右兩大文化思潮、文化派別處於比照和對立之中，使中國文化呈現出多源與多元互動並存的精彩格局，同時也因之獲得了獨立存在的價值。
《多源與多元：從中國留學族到新月派》還通過尋找文學社團流派發展的軌跡，找到其在世界化、現代化、文化化等視域中的位置及相應的因果關係，說明文學不是做單線的自足的發展運動，而是有著更加開放廣闊的生存時空——多源與多元的文化時空。因此提供了文學社團乃至整個文學研究的新的視角和方法。
（四）《心學與文學論稿》：哲學與文學的交融從哲學視角觀照文學，注重考察社會思潮、價值觀念、人格理想等因素對文學的影響，並揭示二者的密切關係，是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途徑。近年來這方麵已取得的研究實績中，宋克夫教授應該是比較突出的一位。從其第一部專著《宋明理學與章回小說》（武漢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到新近與其弟子韓曉合著的《心學與文學論稿——明代嘉靖萬曆時期文學概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以下簡稱《心學》），無不在哲學與文學之間緣波尋源且時有洞見。《心學》一書以價值觀念為切入點，探討陽明心學與文學的關係，通過一係列個案研究，以揭示嘉靖萬曆文學的特質；並通過價值觀念變革的考察，探討嘉靖萬曆文學的發展、流變、消歇及其原因，堪稱努力開拓深化心學與明代文學關係研究的一部創新力作。其中三點創新性貢獻特別值得注意：
一是將陽明心學對明代文學的影響時限由“晚明”而向前拓展到了“嘉靖”。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一般習慣把心學思潮及在這種思潮影響下所形成的重個體、崇自我的文學思潮統稱為晚明思潮。關於“晚明”的時限，據較早提出“晚明”這一概念的嵇文甫先生在《晚明思想史論》中說：“大體上斷自隆萬以後，約略相當於西曆16世紀的下半期以及17世紀的上半期。”（宋克夫、韓曉：《心學與文學論稿·導言》，中國社會出版社，2002年，第2頁。）由此，在探討心學與文學的關係時，人們往往偏重泰州學派及李贄對隆慶、萬曆、天啟、崇禎四代文學的影響，而較少涉及其餘。《心學》一書結合豐富的實例和縝密的論證提出：“實際上，明代心學思潮之於文學的影響在明代嘉靖年間就有明顯的體現，如唐宋派的活動、《西遊記》的創作和徐渭接受心學的影響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因而，心學思潮及在這種影響下的文學，並不能等同於通常所說的晚明思潮。”（宋克夫、韓曉：《心學與文學論稿·導言》，中國社會出版社，2002年，第2頁。）這主要有兩個方麵的原因：其一，心學思潮的盛行是在明代嘉靖初期，對文學的影響則始於唐宋派，其時在嘉靖十二年（1553），較晚明思潮的上限要早30多年。其二，心學思潮消歇於萬曆末年，較之於晚明思潮的下限約早20年左右。因而，所謂“心學思潮”，是指從嘉靖初年到萬曆末年這百年左右的曆史中所出現的一股重個體、崇自我的哲學思潮。這番正本清源之論，澄清了“心學思潮”的來龍去脈，彌補了以往學術界凡談心學對文學的影響隻論泰州學派及李贄的不足。
二是用詳實的史料，具體論證了心學與文學的具體關係。此書以思辨見長，但在探討心學對文學的影響時，並不滿足於理論的思辨，而是廣泛搜羅挖掘史料，論證文學家與心學人物在行為上的交往及其師承關係。如王慎中、唐順之與浙中王門的王畿、江右王門的羅洪先的交遊，徐渭之深受浙中王門的王畿和季本的影響，吳承恩與浙中王門的萬表的關係，湯顯祖與江右王門的鄒元標、羅大舷、章潢以及南中王門的唐征鶴等的交往等等，前賢甚少注意，而《心學》都作了具有說服力的考論。特別是在探討徐渭與心學人物的交往時指出：徐渭晚年自撰《畸譜》中，所列“師類”的心學人物有季本、王畿、唐順之。而季本是王陽明的嫡傳弟子，徐渭27歲拜之為師，且師事終身。從這層關係看，徐渭可以算得上是王陽明的再傳弟子。而且，徐渭和浙中王門的錢德洪、蔡宗兗、萬表、張元忭以及南中王門的薛應等也有著廣泛的交往。理清這層關係，再論析徐渭之受心學的影響，就有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