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對嘉靖萬曆文學思潮消歇的原因進行了頗具說服力的探討。任何事物都有其發生、發展、衰微、消亡的曆史過程，嘉靖萬曆時期那股聲勢浩大的重個體、崇自我的文學思潮也同樣如此。然而，在以往對心學與文學關係的研究中，對這股思潮的衰微卻言之甚少。而《心學》不僅對嘉靖萬曆時期這股思潮形成的曆史契機、發展過程及深遠影響作了詳盡的論述，還深入探討了這一文學思潮消歇的三大原因：導源於東林學派對陽明心學的反撥；明末複古思潮的複興；嘉靖萬曆文學自身的困惑。其中又以第三個原因的分析最為精彩：“個體意識的張揚無疑引起了對束縛人性的傳統禮法的衝擊，但個人意識一旦脫離道德的軌道而任其放縱，必將導致社會關係的失調和人際關係的混亂；對人合理欲望的正視無疑引起對程朱理學禁欲主義的批判，但人的欲望一旦失去應有的規範而發展成為人欲橫流，必將形成對群體利益的損害而阻礙社會的發展。”“個體意識的張揚和合理人欲的正視引起了對傳統價值體係的衝擊，而在傳統價值體係開始解體，新的價值體係尚未建立的時代，矛盾與困惑就成為這樣一個新舊交替時代的曆史必然。”（宋克夫、韓曉：《心學與文學論稿·導言》，中國社會出版社，2002年，第332頁。）這些精彩之論，既有曆史感，也不無現實感。
四、文學思潮研究
思潮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曾經掀起一股熱潮，並一直影響到現在。作為一種研究趨向，它不僅是文學史研究的必然，也和現代文學史的特殊品質有關。“古代文學史由於背景材料的缺乏以及曆史形成的經典性，因此適於以經典的作家作品為主體。而現代文學除了作家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學活動和文學現象，而這些活動又是和其他社會活動聯係在一起的，過濾掉這些背景，單純的文學創作的意義以及它的曆史脈絡無法顯現出來。”（溫儒敏等：《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頁。）因此，尋找一個中間環節使作家作品和文學活動、文學現象以至社會活動可以兼顧，對於現當代文學研究顯得十分必要。思潮研究就是一個較好的中間環節。轉型時期本地區的思潮研究相當活躍，出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陳美蘭的《文學思潮與當代小說》、昌切的《思之思：20世紀中國文藝思潮論》、陳國恩的《浪漫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何錫章的《理性與浪漫的永恒巨流》、廖超慧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劉川鄂的《自由主義文學論稿》、許祖華的《小說新人與小說新潮》、王又平的《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王澤龍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和《中國新文4學思潮研究》等等。轉型期湖北地區文學思潮總體上呈現出如下兩個方麵的特征：
第一，突出文學本體性特征。思潮研究的論域往往涉及文學與政治、哲學、宗教甚至整個大文化背景之間的交叉關係。如何在論述過程中保持文學研究的本位，盡可能豐富地展現文學內外部關係的雙向互動，這是思潮研究的關鍵意義所在。湖北地區的學者麵對文學思潮時，在處理文學內外部關係問題上，各學者均有著明顯的理論自覺，把文學本體性放置到首要位置。如廖超慧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對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三大版塊（“中外人文思潮認同的差異”、“審美追求的差異”和“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合流”）的劃分，其依據不是政治或意識形態標準上的差別，而是文學的內部構成，也即審美功能層次的不同。陳國恩的《浪漫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在考察了中國文學發展實際的基礎上，將中國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劃分為兩大類別，一是邊緣化的浪漫主義，包括鬱達夫、沈從文、廢名、徐訏、無名氏的創作以及新時期後北島、舒婷等的朦朧詩及張承誌的草原小說等另一類是政治化的浪漫主義，體現在“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創作、建國後“兩結合”的創作方法等。兩大類別的劃分體現了作者新的研究視角和力圖保持文學本位的努力。
第二，關注文學現代性的是本地區思潮研究的另一突出特點。現代性是貫穿在20世紀文學發展中的一條重要線索，也是一個不斷追求的目標。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思潮迭湧，現代性是其基本動力。因此，現代性問題是文學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命題。本地區的思潮研究體現了對此問題的關注。劉川鄂的《自由主義文學論稿》著重以自由主義文學為論述對象，關注作家及其創作的自由精神和獨立的文學追求，在研究內容和方法上均體現了作者個人的現代性關注。王又平的《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王澤龍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分別選取了小說和詩歌創作潮流為研究對象，前者討論了小說創作現代性轉型過程中的諸多表現，後者則對現代主義詩歌潮流從理論和創作兩方麵總結了中國現代詩歌發展過程中現代性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