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體研究：廖超慧著《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
20世紀80年代的思潮流派研究也取得了積極成果，研究者們要麼從文學運動和文學論爭入手，探討思潮流派的發展軌跡，要麼從具體的作家作品入手，研究文學思潮的內部聯係。在此過程中，一些關鍵的問題得到了拓展和深入，如思潮流派的影響研究，就涉及了傳統文學、現代思潮和現代主義等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後，流派研究已經趨於成熟和穩定。廖超慧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作為一部思潮流派研究的專題史，是這一領域的總結性成果。
思潮研究不如作家作品研究那樣“純粹”，它與政治、文化思潮運動往往有諸多複雜的關聯。如何保持思潮研究的文學本位，又能融合多方麵因素，全麵深刻地揭示思潮運動的軌跡和內部規律，是一個難點。《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在這方麵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它結構上一個突出的貢獻，就是突破了以往以中國革命史為參照係的述史模式。從文學的內部構成出發，將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劃分為“中外人文思潮認同的差異”、“審美追求的差異”和“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合流”三大部分，從現代文學思潮論爭的哲學層、美學層、文學層三個層麵分別進行了闡釋，體現了作者的學術勇氣和宏觀上把握文學史發展的能力。同時，這一劃分的文學本位意識，“充分體現文學自身的特征及科學性、開放性和民族性”，有利於“深入地揭示這一曆史時代思潮論爭的因由和實質，以探索其發展規律。”（廖超慧：《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武漢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47頁。）在具體的流派研究過程中，《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也明顯擺脫了之前機械唯物論的影響，既顧及到文學思潮和政治鬥爭的客觀曆史關係，又沒有簡單地將它視為政治的、階級的、路線的文藝思想鬥爭史，而是力圖站在文學審美的高度，努力地使之鮮活、真實、客觀。如在考察“普羅文學思潮”與“民族主義”文藝思潮論戰時，作者不是急於將兩者擺在政治和階級的對立麵來下判斷，判定無產階級文藝路線必將贏得勝利的結論。而是客觀地介紹了“民族主義”文藝思潮產生的曆史背景，興起、衰亡的過程，及其主要觀點、文學創作，呈現大量史實，顯示了這一流派是一個由儒士王權依附者組成的禦用文人集團的曆史事實。在史料的具體敘述之中，表現了這個流派的特點，展示了它“普羅文學”論爭的本質問題，從而最大程度上還原了思潮流派研究的文學史本位。
作為一部思潮史專著，《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在史學思維上也有鮮明特點：
首先是高度的曆史概括能力。作者把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劃分為三大板塊，充分顯示了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的曆史變化過程。作者在後記中對此作了說明：“它是從現代文學思潮論爭發展的基本特點出發，即論爭本身一方麵在中外哲學人文思潮的撞擊中不斷前進，另一方麵在中外美學文藝思潮的影響下日趨成熟，而最終形成民族化大眾化的雅俗合流風格。從而，將論爭史劃分為‘中外人文思潮認同的差異’、‘審美追求的差異’和‘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合流’三大部分。”（廖超慧：《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武漢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47頁。）《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表明，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證遵循著這樣一個曆史秩序：哲學觀念的差異——審美理想的差異——雅俗合流的前進路線。這種論斷既客觀再現了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的曆史事實狀況，又表現出了獨特的曆史視野。
其次，《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以曆史真實麵貌為最高追求。在高度概括曆史發展的同時，又有意打破固有板塊結構的敘述模式，允許同一個流派可以在三大板塊同時出現。比如說《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在敘述左翼文學思潮時，從不同的板塊來完成敘述任務，多角度地再現“左翼文學思潮”的曆史麵貌。在上篇“中外人文思潮認同的差異”中，作者側重從左翼內部哲學思潮層麵的衝突和調和來表現“左翼文學思潮”的哲學觀念的複雜性；在中篇“審美追求的差異”中，表現了“左翼文學思潮”在審美觀念上“一元與多元”的論爭立場，彰顯了“左翼文學”思潮的審美要求；在下篇“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合流”部分，顯示“左翼文學思潮”的大眾化的追求。《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遵從曆史的敘述方式，展示了“左翼文學”思潮的立體形象，也更加接近曆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