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方法論：學科間的交叉研究與學科內的比較研究《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在研究方法上也具頗具特色，這點首先體現在著作采取了文學社會學的視角，在社會思想、文化等較為宏闊的學術背景下考察自由主義文學這一特殊對象。這一視角借鑒了多學科的交叉優勢，並對其加以融化和吸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思想史、文化史的背景一方麵能夠豐富著作的內容，增加了論證的說服力；另一方麵，在這一交叉視野中，也更能凸顯出文學研究的獨特性。比如，在對自由主義文學進行階段性分期時，《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就注意到了，作為一種文學思潮，它與自由主義社會文化思潮基本上是一種同構關係：彼長此長，彼伏此伏。同時，著作也注意到了文學作為遠離意識形態的特殊的精神創造物的特殊價值，“自由主義社會政治運動在中國的挫折，也包含著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挫折；自由主義社會政治運動在中國的缺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主義文學的缺點；但是，自由主義社會政治運動的失敗，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文學是失敗的。自由主義文學理論的‘現代性’和自由主義文學實踐的較高成就，向人們昭示：它留給文學史的不僅僅是教訓，還有值得深入總結的經驗和啟示。”（劉川鄂，《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武漢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9頁。）其次，《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方法論上的一大特點是比較方法的廣泛運用。如在論述自由主義文學的詩歌創作成就時，作者不無得意地寫道：“就不同文體而言，新詩壇是自由主義詩人最值得誇耀的領域。如果我們前述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壇大致可分為五大作家陣營的概括可以成立的話，便不難看出自由派詩人在詩壇上的分量。‘鴛鴦蝴蝶派’作家忙於編故事、造驚奇，了無詩性；國民黨右翼文學培養不出一個像樣的詩人；左翼詩歌運動轟轟烈烈，創作了不少震撼人心、鼓勵民眾的詩篇，但其認識教育意義大於審美意義，對詩藝技巧的豐富貢獻不大，且有不少應急應時的粗糙之作；民主主義詩人中，朱自清略嫌平實、冰心則嫌清淺。他們的啟蒙意識決定了其詩歌創作中的重寫實傾向，而新詩史上一直沒有解決好詩藝與寫實的關係，隻有艾青等少數幾個詩人在這方麵作過較有益的探索，由於沒有處理好指導人生與經營詩藝的關係，缺乏寫詩的方位感；而在所有文學門類中，詩是最純粹最精致的，惟其如此，追求藝術獨立性和自身價值的自由主義詩人找到了最佳用武之地。首倡新詩者，是自由主義者（胡適），充實提高新詩品位者，主要是自由主義者（初期象征派、新月派、現代派）。集大成者，是自由主義者（九葉詩人）。”（劉川鄂：《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武漢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06頁。）著作這番對中國現代詩壇的集體亮曬，確實“威力”不小。另外，在辨析各時段中自由主義文學的一些關鍵性特征及其他新文學思潮文學陣營的關係、對中國自由主義作家創作心態等相關論析中亦隨處可見作者比較方法的痕跡。
無論是文學社會學的視野還是比較研究的方法，都體現了著作睿智的學術思路。自由主義文學在中國的發展道路是不平坦的，學界對自由主義的態度也一直表現謹慎。《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憑借果敢的學術勇氣和紮實的學術功底，對此問題進行了相當透徹明亮的論解，體現了當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自由”品格。
3.王又平著《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
新時期以來，文學逐漸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彼時的中國文學界一片熱鬧景象，文學領域思潮如湧，此起彼伏，其中又以小說創作潮流表現最為明顯。王又平的《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一書，著重選取了幾次有代表性的小說創作潮流，從中西文論大的理論背景出發，對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作出新的理解。
自上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在經曆了文革長時間的封閉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再一次看到與西方的差距，並希望在最快的時間內能彌補回來，由此掀起新一輪學習西方的高潮。此一時期文學思潮思想和理論密度之大，是新時期文學的一個顯著特點。短短數年時間，中國的作家和理論批評家將西方現代甚至後現代的諸多理論實踐了一遍，其規模和力度是空前的。《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僅以小說創作潮流為切入點，對西方理論背景逐一梳理。
如浪漫主義，人們一般在三種意義上使用浪漫主義這一術語。一種是創作方法，即在“主觀／客觀”、“理想／現實”、“自我／社會”、“表現／再現”等二項式中傾向於前者的創作方法；另一種是藝術表現手法，即營造濃厚的抒情氛圍、發揮神奇的想象、編造離奇的故事的手法；最後一種是歐洲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思潮。“浪漫主義是一種‘反現代’、‘反曆史’的精神衝動”，“浪漫主義的精神衝動是以‘返回’為特征的”。《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以浪漫主義的三大母題為例，具體分析了新時期浪漫主義文學的三種返回意向：一是“返回青春”，“這類作品開始表現出對於‘文革’時代的超時距觀照，因而作家們在‘返回青春’中能夠從極為荒誕和虛幻的現實中，發現對於個體生命來說富於啟示性和永恒性的精神能量”（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時期的小說創作潮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8—9頁。）。二是“返回故土”，通過“淨化、詩化和理想化”的書寫來追念那些失去而能使他們感到親切滿足的東西，“如自然的清新、身心的自由、人倫的溫馨、道德的純樸等等”（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時期的小說創作潮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2—13頁。）。三是“返回傳統”，即返回“傳統的精神價值和傳統的審美經驗”。“尋根文學”雖然在藝術觀念和技巧方麵吸收了很多現代主義的因素，但它的倡導者“麵向文化求解”本身就包含了“返回傳統”的意向。作者對浪漫主義提煉出“向後看”的本質特征，尤其是對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學現象的闡釋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很好地解決了這一文學思潮在中國的生成和發展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