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對西方理論的接受有了新的變化，一些所謂的後結構主義時代的學說開始進入中國，如後精神分析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新曆史主義、解構學、後殖民主義等等。《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注意到這一特點，著重介紹了女性主義、敘事學和女性主義等理論在中國的生長狀況。《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認為，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中國所引進和吸收的這些新的理論並能成功運用於中國的創作實踐當中，這些和中國當時大的社會曆史環境有關，也和新時期作家思想和價值觀念的轉變有關。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大眾文化的興起，人們關心的重點業已發生轉變，“後新潮小說對傳統的人文價值和文化秩序從根本上持懷疑主義的態度，否認既存世界及其文化成規的任何合理性，其中包括新潮小說所認同的合理性與人文理想，他們竭力否定人文理想和理性秩序的價值和意義，也不相信有‘更好’的東西值得去追求，因而它們無力對它們所麵對的世界和人生作出承諾，相反卻認真地把一切承諾都視為虛構的神話，所以它們就陷入了永無休止的反叛之中，包括對新潮小說和對自己的反叛。”（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時期的小說創作潮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24頁。）《新時期文學轉型時期的小說創作潮流》又認為，所謂“新寫實”小說強調的“還原”，其實是一種“除幻”。即是“在精神層麵上驅除泛政治意識形態及其派生出的種種被神聖化了的精神形態，如理想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之類；在話語層麵上對革命現實主義的話語構型，如典型化及政治象喻係統之類進行解符碼化”（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時期的小說創作潮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18頁。）。通過上述概念的清理，《新時期文學轉型時期的小說創作潮流》力求表明：西方所謂“後結構主義”一係列理論在文革後的中國社會具有相對自由和廣闊話語空間，並進一步伴隨著市場經濟和大眾文化的興起而走向高潮。
西方理論的影響對新時期中國的文學轉型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影響也是全方位的，以至在一段時間內形成所謂的西方話語霸權，本土話語則相對失語。對於文學本身來說，任何帶普適性特點的理論和觀點的介入都是合理和可能的。對於新時期文學轉型而言，西方理論的大規模介入，給中國的文學發展提供了更寬廣的理論背景，對中國文學（包括小說創作潮流）的現代化進程起了重要的作用，《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通過對若幹小說創作潮流的分析對此做出了實際的解釋。
新時期文學轉型是多方麵的，從文學生產的外部機製到發展的內部結構，發生了諸多實質性的變化。總體而言是，文學由原來歸屬於政治一體化的工具逐漸走向相對獨立的多元發展格局，在內在線索上既有對五四現代性追求的持續努力，同時又立足現在，有突破五四向新的文學時空發展的衝動和可能。具體到小說創作而言，新時期以來曾一度繼承了當代文學潮流化發展的趨勢，這種潮流化的動作不再是政治等外力因素較量的結果，而是處於作家們自覺或不自覺的選擇。在潮流發展的取向上，也不再是以為政治服務為目標，某種程度上恰恰相反，是朝著文學自身的方向做前進的努力。《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選擇了20世紀70年代末至20世紀90年代幾次有代表性的小說創作潮流，通過對若幹小說潮流的症候式分析，對其發生和發展的內部規律做出準確的揭示。如“尋根”小說對在文革後的小說領域裏著力擺脫意識形態話語的控製，開始尋求作家個人的話語方式，走向“文的自覺”。其表現之一是對“自我表現”的重視，“‘自我表現’不單是一個口號，而是對文學的表現對象、創作主體及其表現方式（話語方式）的重新認定，說新時期浪漫主義文學潮流體現了‘文的自覺’就自覺在對以往的文學成規的重新審視和對新的文學範式的籌劃和建構，而不是下意識地沿襲既有的成規。”（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時期的小說創作潮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73頁。）表現之二是他們提出了“向文學本體回歸”，實質即是由“非文學”向“文學”的“返回”。這是文學在經曆了長期的非正常的發展道路後做出的必然的選擇。“後新潮”小說在文學自覺上相對於“尋根”小說更進一步，在文學形式的追求上更加苛刻，體現了技術主義的美學追求。不過在精神意向上同時走向虛無主義的一路，放逐意義或幹脆完全放棄對意義的追求是其經常性的創作表現。此後的“新寫實”、“新曆史”、“新女性”小說雖然在意義追求上不似“後新潮”小說那樣極端，但是在價值觀念上已完全背離於先前的革命曆史敘事，而是越來越立足“私人”和“個體”的感受，從個人的角度去體驗現實、話說曆史、發現女性自我，重視個人的生存狀態和價值存在，在敘述方法上做了很大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