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發展過程中，現代主義詩歌相對於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詩歌而言，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而在現實主義傳統和意識形態話語處於絕對優勢和主流地位的時候，現代主義詩歌的研究也往往處於受壓抑狀態。新時期以來，隨著文學研究逐漸走向開放和多元，對現代主義詩歌的重新發現與科學研究逐漸成為一個熱潮。其間經曆了資料的發掘、整理到理論的概括，由作家作品分析到綜合考察歸納的過程。孫玉石先生1983年出版的《中國初期象征派詩歌研究》是試圖進行綜合研究的初步成果，但大致還隻局限在對初期象征派詩的階段性研究，其後，一些學者又有新的開拓與積累，取得了較好成績。不過總體而言，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發展潮流做整體性觀照和研究的尚不多見，王澤龍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是這方麵有開創意義的代表性著作。《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以現代主義詩歌的詩學範疇、代表詩人和詩潮的曆史發展及特征為對象，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潮的理論和創作做出了係統的總結。全書分三篇，上篇詩學論部分著重對現代主義詩學的幾個重要觀念，如“純詩”、“朦朧”、“契合”、“象征”、“思想知覺化”、“想象邏輯”、“意象”等，進行了係統的闡釋。它構成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的理論骨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闡釋並非隻是對西方現代詩學觀念做簡單的知識梳理，而是立足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發展的實際，將其置於中西文化的廣闊背景中，尋求其中的聯係，找到其中的差異，最終為理解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在何種意義上融合了西方經驗，作出了獨特創新提供了實證。以《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對“意象”的分析為例，我們來窺見其特點。意象是現代主義詩歌獲得現代性規範的重要觀念，而這一觀念是英美意象派從中國古典詩歌中獲得的。因此，雖然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在意象理論上和中國古典詩歌有諸多不同，現代西方詩學以人的理性自覺為基礎，其意象結構原則是感性與知性的統一，理性對情感的節製；而中國在借鑒西方現代詩學經驗的同時，在意象的凝聚與表現上，更好地體現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與古典傳統一脈相承的關係。因此，作者指出，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盡管在意象的創造上要求主體之意深藏不露，甚至成為謎語，但是西方詩學重分析與思維確定性的知性特征，則要求意象的符號化，即作為能指符號的物象與所指之意構成對應關係；而中國古典詩歌意象並不僅僅是指向所指的藝術符號，而是在意象的基礎上進而創設意境，也即是在意象畫麵的組合中，拓展能激活欣賞者想象的藝術空間，構成虛實相生的意境，求“象外之象”、“旨外之旨”，表現出特有的情調和氛圍。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意象藝術繼承了本民族的傳統，意象意境化，化古而創新，與西方現代詩歌意象迥然有別，又富於現代詩情的張力。
《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的中篇為創作論，論析了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六位詩人的創作，包括李金發、戴望舒、卞之琳、廢名、馮至、穆旦等。以此六人的詩藝創造來闡釋中國現代主義創作的詩美，展現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的獨特魅力。李金發最早引入西方象征派詩，作者從考察他獨特的“詩思”入手，找尋其如何步入“象征的森林”，進而評價其創作的得與失。對於戴望舒，《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認為，他的現代主義詩歌創作追求表現了現代人日常生活情調的口語化詩風。而對於卞之琳和廢名的論述，《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挖掘了他們的共性：追求哲理美的詩人，遵循知性與感性的統一。同時，著作仔細論析了他們各自獨特的“個體化”的詩路。卞之琳懷著對人生宇宙的達悟開始他的“智慧詩”的創作，他的詩表現了最具現代意義的智性美，是“深邃的理性美，藝術的想象美，靈動的意象美的融合”，是“整體的抽象與細節的具體的統一”，“表麵的平淡與暗示的深刻的統一”。而廢名的“禪詩”不僅表現獨特的“禪思”，更注重表現詩人獨有的“禪趣”，詩歌中充滿了意境之美。馮至與穆旦因為都喜歌詠生命的主題。他們因此被稱之為最具有西方現代品行的詩人，但是，《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指出，他們並沒有西方現代主義詩人那種孤獨和無所皈依的憂鬱感。至於馮至、穆旦等詩人的分析，《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也富有創見。
新文學產生由浪漫主義到後來以現實主義為主潮，現代主義從未占據主流位置，它時隱時現，卻從不曾消失過。現代主義詩潮從“五四”時期開始孕育，到20世紀20年代象征派的誕生，30年代現代派的探索發展，至40年代九葉詩派的全方位開拓，已基本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備的形態係統。《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在上、中兩篇理論與創作的分析闡釋之後，下篇發展論中，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發展潮流和走向做了理性的梳理，並進一步從宏觀角度討論了現代主義詩潮的有關問題，包括現代主義自身的演化過程以及與其他詩潮的嬗變關係、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創作與中外詩歌傳統的互相關係等等，力圖在現代化與民族詩學傳統的雙重背景中找到其行進的軌跡，有助於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與詩歌藝術規律的通盤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