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詩化小說研究》把“詞——意象——節奏”作為分析魯迅詩化小說的核心要素，顯然是有講究的：“如果說，人物——情節——環境是散文小說的基本層麵，那麼，詞——意象——節奏則是詩化小說的結構性因素。一部（篇）成功的詩化小說就是一個完整的結構，其中的三個因素彼此關聯，互相作用。……詞和意象是詩歌的兩個等值然而有所區別的核心要素，而節奏賦予他們一定的感性和理性形式。在詩化小說中，詞猶如建築的基本材料，意象猶如建築構件，節奏猶如材料和構件的結構方式，三者天衣無縫地合作，形成了文字的建築作品，抑或說，凝固的空間音樂，完美地展示作者的風格特征。”（張箭飛：《魯迅詩化小說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42—43頁。）從“詞——意象——節奏”的角度切入魯迅小說研究，把魯迅小說的形式研究和思想研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了。
回顧幾十年來的魯迅研究曆程，經曆了挫折，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在這個具有豐富意義與深遠影響的專題領域，要越過前人的高度，擁有新的發現與突破，就要運用新的思路，去挖掘這一領域的深層“礦產”。以王乾坤的《魯迅的生命哲學》和張箭飛的《魯迅詩化小說研究》為代表的係列成果體現了新階段魯迅研究的鮮明特點。
《魯迅的生命哲學》從文學與哲學的交叉領域切入，以生命哲學為向度，突出了魯迅研究的多元化特征。它對魯迅這一生命類型個案進行了深入的解析，所要求解的是魯迅對生命的一種哲學態度如時間觀、信仰論、審美觀等，以求最大程度上還原魯迅生命體驗的哲學本質。因此《魯迅的生命哲學》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體現為一種闡釋說理的方式，具有明顯的哲理思辨色彩。
《魯迅詩化小說研究》則從詩化小說理論入手，將魯迅小說納入到一個新的研究體係當中，係統闡釋了魯迅的詩化小說特征。如錢理群先生所言：“現代文學作品裏，藝術水準最高的作品往往是（當然不是‘全部是’）帶有抒情性的，或者說是具有某種詩性特征的……抒情性（詩性）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基本特征。”（張箭飛：《魯迅詩化小說研究·總序》，廣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頁。）這一點是中國現代小說和西方小說最大的不同，因此，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詩化特征及現代文學的詩化理論可能挖掘民族文學的真正價值和意義所在。《魯迅詩化小說研究》在方法論上也體現了這一特征。它采用理論闡釋與文本細讀相結合、且以細讀為主的方法，吸取了西學與中學研究的長處，以最大程度上展現詩化小說的審美特征。
總之，兩本著作打破了原來單一的魯迅研究範式，從文學內外部交叉領域著手，開創了新的研究空間，也豐富了魯迅研究的時代性與民族性特征，是新階段魯迅研究走向深入的代表性成果。
六、地域文學理論與實踐研究
長期以來，文學史研究漸漸養成了這樣一種思維慣性：以現代性的時間尺度去“丈量”鮮活的曆史現象與現存文本中的文學發展規律，使之符合我們的主觀預設、理論想象和解釋體係。這種以“西方文化為摹本”的強勢思維用“‘曆時態’的輻射機製同化了它的研究者”（朱德發、賈振勇：《評判與建構——現代中國文學史學》，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189頁。）從而支配了現代文學史研究，其後果便是製造出宏大的曆史敘事話語和封閉的敘事結構，用時間性來抹去空間性差異，以“同一性”來製衡多樣性存在，壓抑和遮蔽了多維度的文學史本真呈現，讓文學史研究囿於“新舊嬗變”的進化法則和“東西差異”認知偏見之中。當這種方法論演變為不證自明的學術規範和認知律令時，其敘事話語的保守性維持功能就大於它的開拓性和創造功能。那麼，如何破除幾十年來的話語係統的壟斷，使現代文學史的意義與價值不僅呈現出空間（共時性維度）上的多元性，而且具有時間上的非同一性，在自覺認知高度上實現學術思維和方法論的轉換便成為了艱巨而又亟待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這種轉換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悄無聲息地發生著，由湖北學者樊星所著的《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就顯現了這種掙脫理論慣性製約的努力。作者以地域文化（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切入當代文學的研究，不僅重估了地域文化的審美價值，而且激活了文學研究中日漸“麻木”的審美感覺，在精英知識分子的知性解讀和縱橫捭闔的文風中，深掘地域文化的“老井”，去勘探民族精神之源，為我們打開了一條辨明路徑、抵達文學本真之境的潛在航道。
當然，從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學現象並不是新鮮事，正如作者所說：“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樊星：《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頁。），早在20世紀中葉，國內就有地區性的現代文學史專著出版，有的是以政治活動為標準來確定地域空間，如劉增傑主編的《中國解放區文學史》、馮健男和王劍青主編的《晉察冀文藝史》、文天行的《國統區抗戰文學運動史稿》等等；有的以行政區劃為標準來確定地域空間，如《江蘇新文學史》、《嶺南文學史》等等。這些著作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地域文化視角，但在具體操作中，對地域文化特色也有所涉及，並顯示了政治活動對地域文化的利用與改造。真正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研究現代文學，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大量地區性的現代文學史料的整理出版，不僅為這種研究提供了可能，而且本身就包含著研究的眼光，在一些著作中，如影響頗大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嚴家炎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文化的眼光已經取代了政治活動或單純行政區劃的標準，這裏的地域文化的視角已轉化為一種積極的對話和解構力量，張揚文化差異，用空間性特征來對抗和批判現代性的時間性特征，將被壓抑和忽視的文學差異性與多樣性從宏大敘事的遮蔽中解放出來，從而激發文學研究的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