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喚起了作者“究天人之際”的學術興趣和建構了“文學與地域”話題的理論支點，正如有論者將其比喻為“解開地域文化與當代文學渾然一體的關係之鎖”（見劉安海：《解開地域文化與當代文學之鎖——讀〈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載《高等函授學報》，1997年第3期，第28頁。）的“鑰匙”。正是在地域的“精神之旅”中，讓作者能夠“站在西化的文學思潮之外”（樊星：《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00頁。），去開掘文化的富礦，守望精神的家園和張揚民族的魂魄；也正是在地域“空間維度”（共時性維度）的言說和體驗中，讓作者賦予文史資料和現存文本新的知識譜係坐標，調整、更新、充實和強化文學史敘事話語的表意和寫意技能，使之具有多維複合的開放性、延展性和多樣性的學術品格。更重要的是，“地域文化”不僅讓作者找到地域與文學的榫接點和表征域，而且還滲透著作者對這一概念的高度把握和重新認知，並直接影響了該書的寫作框架，因此，從“地域文化”概念出發也是我們解讀該書、理清作者寫作方式的關鍵點所在。
首先，地域文化是個空間概念。為地方文學史確立一個相對明確和穩定的空間地理存在，是理解和把握地域文化和文學的基點。從《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的篇章結構來看，就具有明顯的地域空間劃分的特征，全書除序論外，分上、中、下三篇，上、下兩篇“劃江而治”分為南北兩個大的區間，下篇則具體到具有獨立文學史價值的城市“文化圈”，如“京派”與“海派”，基本上涵蓋了地域文學研究的整體與局部，使得該書在不大的篇幅中卻獲得了充裕的信息容量和廣泛的研究範圍。此外，三篇又細化為一十三章，同樣從地理空間出發，對每一個大的區間進行局部切分，從而確定具體的研究對象，如上篇“北方文化的複興”中，按照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分為齊魯、秦晉、東北、西北與中原，又如中篇“南方意識的崛起”中，分為中部的兩湖、東南的吳越和西南的巴蜀，從而方便對每一地域的文化與文學特征進行剖析與觀照。在這種劃分方式中，作者摒棄了文學史常用的具有政治特征的行政區劃，而是采用具有鮮明自然地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先秦時期的地域區劃（王祥：《試論地域、地域文化與文學》，載《社會科學輯刊》，2004年第4期，第124頁。），不僅強化了地域文學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而且彰顯了地域文學的悠久綿長。
其次，地域文化是個曆史概念。如果說前麵談到的地域區劃強調了文學研究的地理空間存在，那麼，曆史概念則指向時間和傳統，強調文學流變的曆時性，但這裏的“曆時性”是“非同一性”的，它立足與地域文化的“局部”時間，與“大一統”的時間軸一同延伸，即使發生個別的交叉與合並也掩蓋不了地方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之間“互主性”關係和狀態，從而賦予地域文學獨特的研究地位與學術價值。正是這種“曆時性”，實現了地域文化與中華文化氣脈之間的銜連與對接，實現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精神之間的承繼與發展。如作者所述，這種“氣脈”與“精神”在時空中的承接，保證了地域文化與文學創作能夠“超越時代局限”，富有“更長久的（有時甚至是永恒的）意義所在”，因為“它是民族性的證明，是文明史的證明”，“能夠經受住時間的磨洗，戰亂的浩劫，昭示著文化的永恒生命力”（樊星：《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5頁。）。作者在書寫格式上往往在展開話題之初，便對該地域的地理環境、風俗民情進行精心描繪，提煉出澤被後世的文化精神，實現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學精神上新一輪的高度契合。例如，作者在介紹山東文學時，首先激活山東的“文化基因”——“山東，齊魯文化的故鄉，是一片浸透了理性和血性的神奇之地。”然後在“禮樂文化的品格”和“勇敢善戰的血統”的矛盾與分裂中分析齊魯文學的特點和作家創作的特色，既為當代文學勘探到了曆史悠久的“文化之根”，又增加了學術作品的“趣味性”，“誘惑”著讀者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