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地域文化是個立體概念。自然地理或自然經濟地理之類可能是其最外在最表層的東西，再深一層如風俗習慣、禮儀製度等，而處於核心的、深層（內在）的則是心理、價值觀念。因此，在進行研究時，必須把它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該書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對“地域文化”的全方位多角度研究，而不是居留在籠統晦澀的文化概念說理上，作者在對以山川風物、名勝古跡、四時景致等構成的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觀和以民風民俗、方言土語、傳說掌故等構成的地域文化的人文景觀的生動描繪中，讓文學現象一下子鮮活起來，充滿生命的律動，同時也讓地域文化研究變得絢麗多姿，例如，作者在強調地理環境對作家的影響時，這樣分析山東：山東地處黃河流域，又瀕臨黃海，所以山東作家群既擁有黃河的雄渾、樸實，又擁有大海的浪漫、寬廣，從而點染出了蘊蓄在山東作家身上的凝重道義感和濃烈的浪漫情懷；再如，作者這樣分析河南方言的獨特韻味：上承“漢賦”“樂府”等中原文學傳統，而顯得樸實、凝練、工整和押韻，又因襲河南民風的剛烈、潑辣和狡黠，而顯得樸野、幽默和精妙……正是對這些地域文化的多維展示，讓讀者領略了地域文學的獨特魅力，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對塑造這些地域文化的民眾的生命力、創造力的熱情頌揚，還深深滲透著作者對重新發現民族文化、重鑄民族精魂、優化國民性的一種熱望，正如作者所堅信的：“在地域文化的豐富多彩中，孕育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多元化的基因；在民間文化的勃勃生機中，湧動著重鑄民族魂的熱能。”
又次，地域文化是個參照概念。也就是說，“地域文化”是一個比較性、對照性的概念，任何地域都應有一個可資比較、對照的參照物，然後此一地域文化之特點才能彰顯。可以說，該書對“地域文化與當代文學”之間關係分析的過程就是一個比較的過程，正是在比照過程中，作者發現了豐富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在比照中，作者歸納出風格迥異的文學創作。縱覽全書，既有大的整體比較，如中國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水文化與土文化之比較；又有局部比較，比如同處北方地域，卻有齊魯的悲愴、秦晉的悲涼、東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和中原的奇異；同局南方地域，卻蘊藏著楚風的絢麗、吳越的逍遙和巴蜀的靈氣；還有更為具體的城市之間的比較，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和蘇州等城市的不同風味。當然，這種比較不僅僅停留在區域空間的比較上，還有文化與文學風格、特色的比較，比如北方文化中，同樣是“悲”，齊魯是苦難堅忍中的“悲愴”，秦晉卻是貧瘠沉寂下的“悲涼”；同樣是“奇”，東北是夢幻般的“神奇”，西北是壯美的“雄奇”，而中原卻是蕪雜的“奇異”；再如語言風格的比較，同樣是調侃，北京是油滑、耍貧的“京油子”，上海是尖酸、俏皮的“海派腔”，天津是鬥嘴、誇張的“衛嘴子”，武漢卻是粗鄙、潑辣的“漢腔”。此外，作者還對地方民俗、文化景觀、民族精神等方麵進行了比較，正是在這種多角度多層次的比照中，才讓我們更準確地把握住地域文化特色，同時也使得這種地域文學的研究與探討變得“妙趣橫生”、“饒有風味”。
總之，空間的、曆史的、立體的、參照的“地域文化”概念，使地域文學的研究呈現出多維度的“空間”（共時性）拓展，盡力避免了長期以來地域文化批評中的公式化、教條化弊病，為我們描述了更加複雜和多樣化的文學場景，在一定程度上解構和顛覆了一元化的知識觀和科學觀，從而使人們可以從更為廣泛而深入的角度去認識地方文化史和文學史。
樊星的地域文學理論為地域文學實踐研究提供理論支撐，也為研究湖北文學提供了新的視角。《湖北文學史》《新時期湖北文學流變》是係統研究湖北文學史的重要著作，他們顯示了湖北文學研究的實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