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心展讀全書，著者不僅以生動鮮活的文學創作來演繹文化精神的整體構思，而且在每個部分的敘述中匠心獨運，所側重的主題也並不相同。上古是湖北文學地域形成時期，也是地域色彩最為濃厚時期，作者注重表現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文化氛圍對於作家的深刻影響，以湖北境內作家為中心，通過對屈原、老莊等人作品的透視和考察，揭示出楚文學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對中國文學廣泛而持久的影響，突出湖北文學開啟山林之功。而中古以及以後的湖北文學，作者將其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存在，緊緊抓住南北文學風騷融會這一規律，通過對湖北作家和旅鄂作家創作的研究，生動而具體地展示了湖北文學發展的全貌，突出其“有容乃大”的開放性格。整體融會之外，作者還注意到湖北文學內部的差異性，以“襄陽詩韻”、“荊南文采”、“唐音交響”這些帶有地域特征的學派分析來展示湖北文壇盛景。如果說上古和中古的文學史敘述具有地域上的空間感，那麼宋元以降的近古與近代則給讀者一種時間的流動感，一係列的文學形態和文學思潮奔湧而來，又迅速消隱，帶給我們的早已不見上古的崇高、中古的博大，而是鐫刻在字裏行間的滄桑流變。近代部分、現代部分與古代部分的鉚接還是比較成功的，並沒有因為時代的急劇裂變與寫作者的不同而出現結構上的“突變”，作者在精神探源上，抓住了“愛國主義”、“獨立不倚”這一古今文學的契合點，從而打通了不同時代荊楚文化精神的氣脈，實現了湖北文學品格的時代傳承與發揚，同時也展現了湖北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血脈相連。
對於地域文學史的編撰來說，還會麵臨這樣兩個難點：一是地域範圍的劃分，二是作家作品的取舍。二千多年中國經過無數次的分裂與統一，行政區劃分經過無數次變更與調整，很難找到一個自古迄今始終穩定的行政區域。地域範圍的遊移給文學研究對象的確定增加了困難；對於作家作品來說，既有土生土長的湖北籍作家的創作活動，也有祖籍湖北但遷居外地作家的創作活動，還有非湖北籍作家旅居或宦遊湖北的作家的創作活動，如何對這些群體做出界定和確立研究重點便成了另一個頗為棘手又必須解決的問題。對於前一個難點來說，撰寫者采取了這樣的處理方式：以秦代的行政區域劃分為界，秦以降則按照當今湖北省所轄區域為參照，無論其在曆代政區中有何變動，在此區域內的文學現象便是湖北文學史的研究對象，由於先秦地域文學特別是楚文學地域特色鮮明而且地域範圍較難劃斷，故將楚文學作為湖北上古文學，以見其文學發展初期階段的整體風貌。這種統籌兼顧的劃分方式，既符合當下讀者的地域心理定位，又避免了由於曆代沿革帶來的地域範圍的擴大或縮小。對於後一個難點，主要確立三點處理作家作品的原則：其一、對於湖北境內出生並成長起來的作家，是《湖北文學史》敘述的主體，他們所創作的作品是首先關注的研究對象；其二、對於湖北境內出生或祖籍湖北的作家，如果其作品創作受到湖北文學傳統的影響，或彙入湖北文學流派的作家作品，也應該成為《湖北文學史》關注對象，以豐富我們對湖北文學發展的認識；其三，非湖北籍作家旅居湖北，或在湖北宦遊期間創作的作品，其創作對湖北文學發展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者，同樣也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以肯定他們對湖北文學發展作出的積極貢獻。這種主次有序的劃分方式，避免了在一些作家問題上的糾纏不清，又擴大了湖北文學的外延，使湖北文學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彩的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