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在洛陽城，程頤對一隻破殼欲出的小雞“格物致知”，他的確得到了知識。他發現小雞破殼時是先用腦袋撞擊蛋殼，而不是別人說的用嘴巴啄蛋殼。到了這個階段，“格物致知”已經完成，可程頤卻一驚一乍地說：“啊呀，看到小雞出生，我就看到了天地的生機生生不息。”
在王陽明看來，理學家的愚蠢莫過於此，把原本屬於心的情扔了出去，又拚死拚活地去外麵尋求代替情的東西，這不是吃飽了撐的嗎？王陽明說，我們的心本身就是個與生俱來、無所不能的東西，因為它裏麵有良知，良知是個法寶，能辨是非，能知善惡，你知道了是非善惡，天下還有什麼事不能解決的？
至於人心中的“情”，它遠沒有理學家們說得那麼恐怖。它不過是蒙在“性”上的一層塵埃，不過是遮住良知的一片烏雲。塵埃一吹就逝，烏雲一陣風來就散，不必大驚小怪。
既然心是無所不能的，那我們何必畫蛇添足地去外麵尋求什麼天理？天理就在我心中。理學家們在外麵尋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其實他們所探究的一切，在自己的心中早就有了。所以說，心即理。
王陽明同時還向理學家們提出一個質問：假設你們能從心外尋求到真理，可這個真理因為是從外麵尋求到的，如何來和我的心相融？正如做器官移植手術的人，如果不匹配，那是要出人命的。舉個例子，理學家向外尋求真理的手法之一就是通過書本知識。可書本裏的知識一定都是對的嗎？如果書本上說砒霜能吃，難道你不用心想一想，拿起來就吃？
這就是心學和理學的一個重大區別，實際上，心學和理學分道揚鑣，也隻是這一個區別。
在“格物致知”上，理學家和心學家還有個不易被察覺的區別。理學家為了彌補心的缺陷，會毫無目的地去外麵尋求知識，這有點像肉豬，隻要它認為是能消化的東西，它都要去吃。而心學家首先是在心裏認為這個知識有必要去追尋，然後才去追尋。前者是先探究，後用心；後者是先用心，後探究。
心外無理
王陽明的妹夫、他最得意的弟子徐愛曾對王陽明的“心即理”產生疑問。他問王陽明，您說天下的道理都可以在心上求，這可能有點問題吧，世界上那麼多道理，你如果不去心外探求，怎麼可能得到？不說遠的，就說孝順父母，忠誠領導，如何在心上求？
王陽明歎息說：“你這種認識，許多人都有。我想問你，你孝順父母的道理是去父母身上求來的還是你在心上求來的？如果是從你父母身上得來的，那如果你父母死了，你那孝順的道理是不是也跟著死了？你肯定是先有了想要孝順父母的心，然後才有種種孝順父母的行為，孝順父母的心，不過是你的良知指引你而已。如果你的良知光明，沒有被私欲遮蔽，那麼，你表現在侍奉父親上就是孝，表現在侍奉領導上就是忠誠，等等。你隻需要專注你的良知，不要讓它被私欲遮蔽，天下所有的道理都會在你行動時出現，你到外麵去尋求什麼呢？”
這段話的意思其實就是說，我們好好地關注自己的良知，當我們去做事時，良知就會自動自發地告訴我們該怎麼做。而良知在我們心中，所以你隻需要在心上用功就是了，所以說，心外沒有任何道理。正如一個殺豬的，隻要把手中的刀磨得鋒利，天下就沒有殺不死的豬。
我們有點遺憾，徐愛問的隻是儒家最關注的“忠孝”問題，如果徐愛問王陽明：您說心外無理，那麼，如果我要製造一把神機營使用的火槍，那製造火槍的這個“道理”是在心內求還是心外求？如果王陽明在今天，我們也會有很多問題，比如，我是個文盲，卻非常想製造一枚中子彈；我每天早上醒來都會吐三升血，我是在心中求解救的方法，還是去醫院；我對數學一竅不通，卻想證明勾股定理。這些問題，我能在心中求嗎？
王陽明會說：“能。”
因為“心外無理”還有另外一個秘鑰，這個秘鑰就是，用心。天下一切事情就怕“用心”兩個字，任何一件事，隻要你肯下苦功，肯用心，幾乎就沒有做不到的。因為天老爺在我們降生前就給了我們一個法寶，它就是良知。在王陽明看來，這個良知是無所不能的，能生天生地，成鬼成神。而這個良知就在我們心中，我們想要製造神機營的火槍，那就用心去探求，如果你是文盲卻想要製造一枚中子彈，那就用心去學習知識，每天進步一點點，幾十年後，那就會取得天大的成就。你如果每天都吐血，那你的良知就會告訴你，趕緊去醫院啊。
所以說，心外無理。
這種回答，乍一看去像是朱熹的，但實際上不是。前麵我們說過，朱熹是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去尋找問題，而王陽明則是麵對問題時，才來探究問題。
雖然如此，但很多人對上麵的回答肯定不滿意。實際上，如果你翻遍《王陽明全集》和《明儒學案》和關於王陽明的一切，你都會發現這樣一個問題：王陽明談的都是儒家思想靈魂中的三綱五常，也就是倫理學，他對自然科學的探尋恐怕隻有那次失敗的格竹子事件。
以今人的角度來看，在這點上，王陽明遜色於朱熹。朱熹雖然也有理學家傾向於倫理研究的特征，但他也喜歡探究自然科學。研究朱熹的專家說朱熹使用各種天文儀器探索宇宙，還說他對節氣的研究已可使他躋身專家行列，更說，石油就是這老頭發現的（石油應該是沈括發現的）。
中國人和西方人有個明顯的差異。中國人喜歡在人際關係中獲得幸福，而西方人則喜歡在和大自然的搏鬥中獲得幸福。王陽明就是中國人裏典型的代表，他在自己心學史的論述中，“心即理”就是解釋人際關係的倫理學的。把“心即理”這一法則從倫理學中拎出來，放到別的學科中，就有點重心不穩、搖搖晃晃了。
不過，這也正是心學的偉大之處。它永遠把重心放到自己的內心上，時刻在內心上用功致良知，這樣就少了外界的很多煩憂。今天的我們，都知道，人生在世第一大難題不是洪水猛獸這些大自然的挑戰，而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