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監獄到監獄
在永登縣監獄裏，我遇到了西路軍的四位同誌，他們是任國章、金中、張先進、夏康林。監獄的看守很凶、很壞，一見麵就罵我們是“共匪”。我們覺得這些人是國民黨的下層人員，無非是為了混飯吃,所以並不計較他們的惡劣態度，仍然耐心地對他們進行統戰工作。有時托他們買東西，順手給他們一點酒錢。他們撈到了“外快”，態度馬上變得好起來。我們乘機向他們宣傳我黨建立統一戰線、團結抗日的主張。我還曾擬定了幾條“就義”的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工農紅軍萬歲”。我把這些口號悄悄地告訴了其他幾個同誌，他們都認為很好，並說：“在就義時咱們就這樣喊。”由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勝利，經過黨中央多方營救工作，迫使敵人停止了對紅軍被俘人員的殺害，永登監獄也未敢輕舉妄動，我們才幸免於難。
4月初，敵人又把我們五個人押送到涼州第二監獄。這個監獄共有五排牢房，每排有十二個小房間，每個房間隻有六七平方米。房間裏除了一個小土炕外，別無所有。我們一進去，就看到了很多已被關押的同誌，其中有原三十軍參謀長黃鵠顯、保衛部長李樹芳，原九軍組織部長朱盤顯，二十五師師長沈秀鐸、團長張道庸(陶勇)，原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卜勝光、原總部管理科長劉振堂，原紅二十二師六十六團政委幸元林(幸元林同誌原是紅九軍團第二十二師六十團政委，西征時任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科長。)等30多個同誌。
成立地下黨支部
1937年4月下旬，塞外仍是大地冰封。我和卜勝光、劉振堂、任國章、金中等人，從涼州監獄押送到蘭州，被關進蘭州以東的拱星墩集中營裏。這個集中營四周築有兩丈多高的圍牆，上邊安有電網和警鈴，四角炮樓上有日夜端著步槍的哨兵，大圍牆裏還有小圍牆。我們就被關押在這樣一座戒備森嚴的監牢裏。敵人把我們編成兩個隊：一個是“士兵隊”，約1200多人；另一個是“軍官隊”，約130多人。被俘的紅軍幹部多半被分在“軍官隊”裏，受到“高級待遇”，關在小圍牆內。從小圍牆裏到外麵去的惟一通道是東大門，放了崗哨，不準出入；西麵有一個門可通“士兵隊”，也不準出入。
我們被押進小圍牆裏麵後，原來被關押的一些同誌就圍攏來看望我們。當時，我認識的有秦基偉、徐太先等同誌。大家緊握雙手問候寒暖，如同久別重逢一樣，訴說一些戰友英勇犧牲的情況和各人的遭遇，我內疚得流出了眼淚。
我們幾個人被分散到各班，卜勝光和我編在一個班，班裏還有徐立清、徐太先和一個團政委、兩個營長，班長是三十軍的營長肖顯望。我們班住在東邊第二排的第二間，約有七八平方米，木板架起來的通鋪，離地麵兩尺高，通鋪睡不下就睡在地鋪上。因為沒有被子，隻能和衣而臥。同誌們告知我：那個指定編班的準尉，就是“軍官隊”的隊長。他向我們宣布了集中營裏的一套營規：諸如不準出大門，不準互相探訪，不準“軍官隊”同“士兵隊”來往，不準宣傳共產主義，等等。我們聽了嗤之以鼻，他講他的，我幹我的。
從監獄到監獄
在永登縣監獄裏，我遇到了西路軍的四位同誌，他們是任國章、金中、張先進、夏康林。監獄的看守很凶、很壞，一見麵就罵我們是“共匪”。我們覺得這些人是國民黨的下層人員，無非是為了混飯吃,所以並不計較他們的惡劣態度，仍然耐心地對他們進行統戰工作。有時托他們買東西，順手給他們一點酒錢。他們撈到了“外快”，態度馬上變得好起來。我們乘機向他們宣傳我黨建立統一戰線、團結抗日的主張。我還曾擬定了幾條“就義”的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工農紅軍萬歲”。我把這些口號悄悄地告訴了其他幾個同誌，他們都認為很好，並說：“在就義時咱們就這樣喊。”由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勝利，經過黨中央多方營救工作，迫使敵人停止了對紅軍被俘人員的殺害，永登監獄也未敢輕舉妄動，我們才幸免於難。
4月初，敵人又把我們五個人押送到涼州第二監獄。這個監獄共有五排牢房，每排有十二個小房間，每個房間隻有六七平方米。房間裏除了一個小土炕外，別無所有。我們一進去，就看到了很多已被關押的同誌，其中有原三十軍參謀長黃鵠顯、保衛部長李樹芳，原九軍組織部長朱盤顯，二十五師師長沈秀鐸、團長張道庸(陶勇)，原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卜勝光、原總部管理科長劉振堂，原紅二十二師六十六團政委幸元林(幸元林同誌原是紅九軍團第二十二師六十團政委，西征時任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科長。)等30多個同誌。
成立地下黨支部
1937年4月下旬，塞外仍是大地冰封。我和卜勝光、劉振堂、任國章、金中等人，從涼州監獄押送到蘭州，被關進蘭州以東的拱星墩集中營裏。這個集中營四周築有兩丈多高的圍牆，上邊安有電網和警鈴，四角炮樓上有日夜端著步槍的哨兵，大圍牆裏還有小圍牆。我們就被關押在這樣一座戒備森嚴的監牢裏。敵人把我們編成兩個隊：一個是“士兵隊”，約1200多人；另一個是“軍官隊”，約130多人。被俘的紅軍幹部多半被分在“軍官隊”裏，受到“高級待遇”，關在小圍牆內。從小圍牆裏到外麵去的惟一通道是東大門，放了崗哨，不準出入；西麵有一個門可通“士兵隊”，也不準出入。
我們被押進小圍牆裏麵後，原來被關押的一些同誌就圍攏來看望我們。當時，我認識的有秦基偉、徐太先等同誌。大家緊握雙手問候寒暖，如同久別重逢一樣，訴說一些戰友英勇犧牲的情況和各人的遭遇，我內疚得流出了眼淚。
我們幾個人被分散到各班，卜勝光和我編在一個班，班裏還有徐立清、徐太先和一個團政委、兩個營長，班長是三十軍的營長肖顯望。我們班住在東邊第二排的第二間，約有七八平方米，木板架起來的通鋪，離地麵兩尺高，通鋪睡不下就睡在地鋪上。因為沒有被子，隻能和衣而臥。同誌們告知我：那個指定編班的準尉，就是“軍官隊”的隊長。他向我們宣布了集中營裏的一套營規：諸如不準出大門，不準互相探訪，不準“軍官隊”同“士兵隊”來往，不準宣傳共產主義，等等。我們聽了嗤之以鼻，他講他的，我幹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