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件將我們也牽進去了，主要原因一是這個副團長與騎兵第四十八團四連連長於清文要好，他們又是同學，故誣陷於清文是同夥。於清文又在重刑之下咬定我們與他一塊反盛世才、投馬步芳。二是有一次趙海豐、曾玉良和我，應盛世才的要求，受鄧發同誌的委派，由省城到喀什騎兵第四十八團和第四十一團工作時，與這個副團長同乘一輛汽車，在一起吃住了幾天。誰能想到，與這個副團長相處了幾天，卻無辜地被牽連，關進監獄，受到了酷刑折磨。
和田警備司令部一位處長去迪化出差，返回和田時路過喀什來看望我們，得知我們被捕的消息，回去將此情況電告黨代表，黨代表又轉告蘇聯顧問，讓他們設法營救我們。蘇聯顧問到喀什向我了解情況，我把第三十一團團長受英帝國主義收買、誣陷我們的情況，向他做了彙報。不久，我們在監獄裏的待遇得到了改善，後來又把我、曾玉良、趙海豐和一名維吾爾族副團長押送到迪化，關在東門外監獄，由黃火青同誌負責審理這個案子。黃火青同誌告訴我，他將要赴南疆工作。後來案子搞清了，被捕的人都一一釋放，並晉升一級，回去工作，誣陷我們的家夥也受到了處罰。
我們沒有回南疆工作，先到南山療養了一個時期，總支隊野營時回到了部隊，我任幹部隊政委，曾玉良任隊長。這時幹部隊成員有俄文班的王韻雪、天寶、安誌遠、李菲宜、鄢儀貞等人，還有一部分從蘇聯回國的同誌。這時的總隊長是饒子健，政委是姚運良，政治部主任是曾三，參謀長是蘇進。
陳秀玉同誌整理，原載《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周純麟同誌，湖北麻城人，生於1913年。1928年參加革命，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排長、通信隊長、營長，紅西路軍第三十軍第八十八師二六三團營政治教導員。進入新疆後曾任“新兵營”幹部隊政委，後奉派任盛世才駐喀什騎兵第四十八團連長，1940年返回延安。後曆任營長、副團長、團長，華東野戰軍第二縱隊五師副師長，第二十一軍六十三師師長，華東軍區炮兵副司令員、司令員，南京軍區炮兵司令員、軍區副司令員兼上海警備區司令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中共第十、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上述事件將我們也牽進去了，主要原因一是這個副團長與騎兵第四十八團四連連長於清文要好，他們又是同學，故誣陷於清文是同夥。於清文又在重刑之下咬定我們與他一塊反盛世才、投馬步芳。二是有一次趙海豐、曾玉良和我，應盛世才的要求，受鄧發同誌的委派，由省城到喀什騎兵第四十八團和第四十一團工作時，與這個副團長同乘一輛汽車，在一起吃住了幾天。誰能想到，與這個副團長相處了幾天，卻無辜地被牽連，關進監獄，受到了酷刑折磨。
和田警備司令部一位處長去迪化出差，返回和田時路過喀什來看望我們，得知我們被捕的消息，回去將此情況電告黨代表，黨代表又轉告蘇聯顧問，讓他們設法營救我們。蘇聯顧問到喀什向我了解情況，我把第三十一團團長受英帝國主義收買、誣陷我們的情況，向他做了彙報。不久，我們在監獄裏的待遇得到了改善，後來又把我、曾玉良、趙海豐和一名維吾爾族副團長押送到迪化，關在東門外監獄，由黃火青同誌負責審理這個案子。黃火青同誌告訴我，他將要赴南疆工作。後來案子搞清了，被捕的人都一一釋放，並晉升一級，回去工作，誣陷我們的家夥也受到了處罰。
我們沒有回南疆工作，先到南山療養了一個時期，總支隊野營時回到了部隊，我任幹部隊政委，曾玉良任隊長。這時幹部隊成員有俄文班的王韻雪、天寶、安誌遠、李菲宜、鄢儀貞等人，還有一部分從蘇聯回國的同誌。這時的總隊長是饒子健，政委是姚運良，政治部主任是曾三，參謀長是蘇進。
陳秀玉同誌整理，原載《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周純麟同誌，湖北麻城人，生於1913年。1928年參加革命，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排長、通信隊長、營長，紅西路軍第三十軍第八十八師二六三團營政治教導員。進入新疆後曾任“新兵營”幹部隊政委，後奉派任盛世才駐喀什騎兵第四十八團連長，1940年返回延安。後曆任營長、副團長、團長，華東野戰軍第二縱隊五師副師長，第二十一軍六十三師師長，華東軍區炮兵副司令員、司令員，南京軍區炮兵司令員、軍區副司令員兼上海警備區司令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中共第十、第十一屆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