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農民以極大熱情和前所未有的創造力，在抗美援朝、工業化體係建設和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中，奉獻了半個世紀，可以說20世紀是我國農民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奉獻的世紀。正是農民的這種奉獻，中華民族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也正是這種奉獻，中華民族實現了經濟上的獨立。中國不但打破了各種形式的孤立和封鎖，而且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當然，農民問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並沒有因為新中國的建立而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和特點根植於社會之中。農民問題，作為我國政治發展中的重大課題，以新中國的建立為標誌，前後屬於不同性質的政治問題。在新中國建立前，農民問題的實質是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問題，不推翻“三大”壓迫和剝削，就無法解決農民的政治翻身和其他相關問題。中國共產黨以土地革命為切入點，以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為目標，領導農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解除了千百年來農民的政治枷鎖，以階級對立為特征的農民問題消除。新中國建立以來，農民問題作為總的政治問題的一部分，始終處於變動之中，在不同曆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形式和特點。總的情況是，農民問題已從階級對立中解放出來，成為社會和政治發展中的一般問題。隨著我國社會政治發展，農民問題在整個社會矛盾中的尖銳化程度不斷下降，農民問題的政治性弱化、社會性增強。
新中國成立後30年的發展中，為了實現工業化，改變以農立國的經濟結構，農民為國家貢獻了巨大財富；但是也形成了典型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自1978年以來，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我國進入了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為重心的曆史大轉折和事業大發展的重要時期，這是一個充滿希望和活力，又伴隨著矛盾和問題的曆史時期。在發展中，“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沒有消除，農村社會的分化、東西地區的差距、農民工的“邊緣化”、公民的權利保障等社會問題以農民為主體表現出來，構成了我國當代社會具有時代特點的農民問題。
從政治的高度看，我們應該更加關注以下“農民問題”：
第一，農民的社會流動問題。人口的社會流動，是一種自然規律。由於我國工業化的需要和計劃經濟體製緣故，新中國以來的一個很長時期，我國對人口流動采取了以戶籍製度為約束手段的控製，基本上限製了農民的社會流動。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自發流動以剩餘勞動力流動為主要特點在全社會展開，隨著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農民的社會流動已成為社會普遍現象。與此同時，限製農民社會流動的政策也逐步退出或執行力不斷減弱，但政策滯後的問題依然突出，仍然不利於農民的社會流動，不符合市場經濟人力資源的流動規律。另外，就是農民流動中出現了諸多社會問題，因此，從政治的高度看待農民的社會流動，如何調控好這個龐大的流動群體，是擺在各級黨委和政府麵前的大問題，學術理論界也要深入的研究，提出對策。
新中國成立後，農民以極大熱情和前所未有的創造力，在抗美援朝、工業化體係建設和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中，奉獻了半個世紀，可以說20世紀是我國農民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奉獻的世紀。正是農民的這種奉獻，中華民族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也正是這種奉獻，中華民族實現了經濟上的獨立。中國不但打破了各種形式的孤立和封鎖，而且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當然，農民問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並沒有因為新中國的建立而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和特點根植於社會之中。農民問題，作為我國政治發展中的重大課題，以新中國的建立為標誌，前後屬於不同性質的政治問題。在新中國建立前，農民問題的實質是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問題，不推翻“三大”壓迫和剝削，就無法解決農民的政治翻身和其他相關問題。中國共產黨以土地革命為切入點，以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為目標，領導農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解除了千百年來農民的政治枷鎖，以階級對立為特征的農民問題消除。新中國建立以來，農民問題作為總的政治問題的一部分，始終處於變動之中，在不同曆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形式和特點。總的情況是，農民問題已從階級對立中解放出來，成為社會和政治發展中的一般問題。隨著我國社會政治發展，農民問題在整個社會矛盾中的尖銳化程度不斷下降，農民問題的政治性弱化、社會性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