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欣賞也基本同意於連教授對中國文化的迂回性或間接性偏愛的刻畫，並對於連教授對中國經典文化的廣泛了解和深刻睿見而感到讚佩。也許仍有必要補充的是，在以推崇“一陰一陽之謂道”而著稱的中國文化中，有“曲”必有“直”，有“不說”也有“說”。如果看過此書的法國讀者就此而認為中國人隻有“迂回的接近”、“間接的表達”，而沒有或很少“直接的說明”，那就會導致對中國文明認知的不全麵（同樣中國讀者也不能由此忽視西方文化中大量的迂回和曲折現象）。就以政治傳統而言，先秦的儒家思想家子思就麵對魯穆公直言“恒稱其君之惡者為忠臣”，曆代受正統儒家思想影響的士大夫的“直陳時弊“、“抗疏直諫”的直接批評更是數不勝數。在儒家的經學傳統中，為五經、四書所作的“傳”“說”更是汗牛充棟。為了解釋經文而寫的“說”不是不說，而是更多的說、更詳細的闡明、更接近的揭示。所以，如果我們仔細觀照中國曆史文化的豐富性，特別是“儒道互補”的組合結構，也許我們可以說，作者對儒家傳統需要更為周全地加以描畫。
最後，如果有讀者在讀完此書之後，對於作者對希臘思想文化的更深肯定，有特別深刻的印象，以至於認為此書的結論是歸結為對西方文化優點的肯認，那我也並不會覺得驚奇。因為我們在前言中讀到：“我們與希臘思想暗含的關聯有可能阻礙我們感知它的生命力、估量它的創造性”，這似乎提示出作者所關注的是更深地察知希臘思想的生命力和創造性，而不是其闕失。更為明顯的，我們在結論中被告知：在中國的迂回中一個與另一個溝通聯結，西方則是采取“剝離為二”的方法，這種方法把此岸的世界貶值，讓超越的外在與現象界分開。這種方法的習以為常，使人們可能由此看不到這種方法的益處，而沒有意識到它所帶來的一切優長，“因為，多虧了這超世，我們設定了理想世界，因為我們創立了靈魂和上帝而體驗了崇高”，“多虧了這超越的外在我們思考了自由”，而使西方“知識分子”直麵政權的壓製關係的形象得以產生。作者的這些看法當然合乎西方文化的曆史實際。但人們仍會問一個問題：如果跨文化的研究歸根結底隻是為了更深的認識自己的優點，這會不會降低了這種研究的意義？這個問題對中國知識分子自己的跨文化研究，也同樣適用。
我很欣賞也基本同意於連教授對中國文化的迂回性或間接性偏愛的刻畫，並對於連教授對中國經典文化的廣泛了解和深刻睿見而感到讚佩。也許仍有必要補充的是，在以推崇“一陰一陽之謂道”而著稱的中國文化中，有“曲”必有“直”，有“不說”也有“說”。如果看過此書的法國讀者就此而認為中國人隻有“迂回的接近”、“間接的表達”，而沒有或很少“直接的說明”，那就會導致對中國文明認知的不全麵（同樣中國讀者也不能由此忽視西方文化中大量的迂回和曲折現象）。就以政治傳統而言，先秦的儒家思想家子思就麵對魯穆公直言“恒稱其君之惡者為忠臣”，曆代受正統儒家思想影響的士大夫的“直陳時弊“、“抗疏直諫”的直接批評更是數不勝數。在儒家的經學傳統中，為五經、四書所作的“傳”“說”更是汗牛充棟。為了解釋經文而寫的“說”不是不說，而是更多的說、更詳細的闡明、更接近的揭示。所以，如果我們仔細觀照中國曆史文化的豐富性，特別是“儒道互補”的組合結構，也許我們可以說，作者對儒家傳統需要更為周全地加以描畫。
最後，如果有讀者在讀完此書之後，對於作者對希臘思想文化的更深肯定，有特別深刻的印象，以至於認為此書的結論是歸結為對西方文化優點的肯認，那我也並不會覺得驚奇。因為我們在前言中讀到：“我們與希臘思想暗含的關聯有可能阻礙我們感知它的生命力、估量它的創造性”，這似乎提示出作者所關注的是更深地察知希臘思想的生命力和創造性，而不是其闕失。更為明顯的，我們在結論中被告知：在中國的迂回中一個與另一個溝通聯結，西方則是采取“剝離為二”的方法，這種方法把此岸的世界貶值，讓超越的外在與現象界分開。這種方法的習以為常，使人們可能由此看不到這種方法的益處，而沒有意識到它所帶來的一切優長，“因為，多虧了這超世，我們設定了理想世界，因為我們創立了靈魂和上帝而體驗了崇高”，“多虧了這超越的外在我們思考了自由”，而使西方“知識分子”直麵政權的壓製關係的形象得以產生。作者的這些看法當然合乎西方文化的曆史實際。但人們仍會問一個問題：如果跨文化的研究歸根結底隻是為了更深的認識自己的優點，這會不會降低了這種研究的意義？這個問題對中國知識分子自己的跨文化研究，也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