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看來，比起韓國、日本、台灣地區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儒學研究，我們的儒學研究不是多了,而是遠遠不夠，學術水平和研究眼界都有待於提高。今天的知識分子，隻有對兩千多年來的儒學，包括它和社會、製度的互動，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才能真正了解這一偉大傳統及其偏病，才能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有真正的文化自覺，也才能回應世界範圍內儒學研究的挑戰。大學和科研院所的青年學人正應當對此承擔起更多的責任，才能無愧於這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對於儒學的發展來說，這個時代真正需要的，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實踐上，是沉實嚴謹的努力，而不是汲汲於造勢和喧嘩。
所以，問題的實質不在於如何認識現代大學建製中的儒學研究，而應當在於，經曆過明清以來儒學與日常生活的結合的發展經驗，和感受到當代市場經濟轉型時代對傳統道德文化資源的需求，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儒學不能僅存在於大學講壇和書齋裏，不能止於“作為哲學的儒學”，而必須結合社會生活的實踐，同時發展“作為文化的儒學”的方麵，使儒學深入國民教育和人生踐履。這是一切關心儒學及其現代命運的人士的共識。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記取古代朱陸對立的教訓，尊德性和道問學，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偏廢。而這既是儒學整體的性格，也是對儒者個人的要求。
在筆者看來，比起韓國、日本、台灣地區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儒學研究，我們的儒學研究不是多了,而是遠遠不夠，學術水平和研究眼界都有待於提高。今天的知識分子，隻有對兩千多年來的儒學，包括它和社會、製度的互動，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才能真正了解這一偉大傳統及其偏病，才能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有真正的文化自覺，也才能回應世界範圍內儒學研究的挑戰。大學和科研院所的青年學人正應當對此承擔起更多的責任，才能無愧於這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對於儒學的發展來說，這個時代真正需要的，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實踐上，是沉實嚴謹的努力，而不是汲汲於造勢和喧嘩。
所以，問題的實質不在於如何認識現代大學建製中的儒學研究，而應當在於，經曆過明清以來儒學與日常生活的結合的發展經驗，和感受到當代市場經濟轉型時代對傳統道德文化資源的需求，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儒學不能僅存在於大學講壇和書齋裏，不能止於“作為哲學的儒學”，而必須結合社會生活的實踐，同時發展“作為文化的儒學”的方麵，使儒學深入國民教育和人生踐履。這是一切關心儒學及其現代命運的人士的共識。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記取古代朱陸對立的教訓，尊德性和道問學，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偏廢。而這既是儒學整體的性格，也是對儒者個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