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說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按照朱子的解釋：“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過於作矣。”傳統史家認為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這樣看來古典儒家都給予了整理古典（序）、傳述傳統（述）以特別注意。從孔於對前“軸心時代”思想的發展和孟子對孔子思想的發展來看，“述”不表示思想的停滯，不排斥思想的發展，隻是表示思想的發展不能割裂傳統。在利用經典的權威方麵有不同形式，一種是經典的變形或重構，如孔子“刪定”“六經”，朱子集結“四書”，對經典的本文加以改變；另一種是對經典的解釋。此外，還有一種著作方式也仍屬常見，即基於經典的範疇或思想，但不采取經典注解的形式的寫作方式。
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教授曾把中國哲學的傳統主義表現歸為兩種：一種是“照著講”，一種是“接著講”。前者為消極的傳統主義，後者為積極的傳統主義。“照著講”即努力重複古典的原意或傳統的既有表述，“接著講”則是自覺地繼承傳統的思想課題，站在已經獲得的思想高度上，通過新的理解和解釋結構，依傳統思想的方向和邏輯推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照著講”與“接著講”的緊張，構成了中國哲學運動的內在矛盾性。
麵對以下問題，即在傳統主義取向的支配下，即使是積極的傳統主義是否能獲得新的思考起點呢?有什麼理由認為所有思考的起點都已由古人提供無遺了呢?為了理解中國哲學的立場，似應注意，中國“哲人”並不注重純粹思辨的概念——“遊戲”，中國哲學家更重視的是價值關懷與生存智慧。常有這種經驗，一個人不管曾讀過多少次《論語》或《福音書》，他可能收益甚微，隻有經曆了複雜的生活考驗和內心體驗之後，他才會感到他從前沒有注意到的東西是那麼有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站在中國哲學的立場上看，經典的主要意義在於為我們指示了精神與價值生活的方向，引導人們去追求“受用”。因此人在生存的體驗上重要的並不是常常去尋求新的思考起點，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反複體驗經典中已有的智慧，發展我們每個人自己具備的潛能。
有些學者如韋伯曾認為，中國人因找不到一種力量使人擺脫傳統，故陷入傳統主義。其實，中國人並非找不到超越力量以擺脫傳統，而是根本上把傳統看成積極的、不應擺脫的東西。傳統通過聖人和經典取得的權威使人類的價值理想獲得一種神聖性，導引了對曆史經驗的尊敬和文化遺產的珍重。在中國的曆史文化環境中，古代哲人往往把理想寄托為“古者”、“聖王所作”、“三代”、“先王之道”，這遠非複古倒退，因為究竟古代是否有過他們需要的東西常常根本上是無法確定的，這些說法隻是為了使理想獲得一個權威的說服力。把“古”、“三代”美化為理想社會，可以使人把一切與現實醜惡對立的美好願望在“三代”的名義下用以規範、批判現實，因而這種傳統主義也是“批判的”。儒家賦予“古”的東西從來都代表一種理想，在這裏，頌古作為一種形式隻是服務於使理想具有權威、使批判成為合法的目的而已。
孔子曾說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按照朱子的解釋：“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過於作矣。”傳統史家認為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這樣看來古典儒家都給予了整理古典（序）、傳述傳統（述）以特別注意。從孔於對前“軸心時代”思想的發展和孟子對孔子思想的發展來看，“述”不表示思想的停滯，不排斥思想的發展，隻是表示思想的發展不能割裂傳統。在利用經典的權威方麵有不同形式，一種是經典的變形或重構，如孔子“刪定”“六經”，朱子集結“四書”，對經典的本文加以改變；另一種是對經典的解釋。此外，還有一種著作方式也仍屬常見，即基於經典的範疇或思想，但不采取經典注解的形式的寫作方式。
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教授曾把中國哲學的傳統主義表現歸為兩種：一種是“照著講”，一種是“接著講”。前者為消極的傳統主義，後者為積極的傳統主義。“照著講”即努力重複古典的原意或傳統的既有表述，“接著講”則是自覺地繼承傳統的思想課題，站在已經獲得的思想高度上，通過新的理解和解釋結構，依傳統思想的方向和邏輯推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照著講”與“接著講”的緊張，構成了中國哲學運動的內在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