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適的身上，存在著“啟蒙”與“學術”的內在分裂，而最終是啟蒙壓倒了學術。李澤厚曾以“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為題指出，五四運動前後的發展，最後“救亡壓倒啟蒙”。借用這個表達，在整理國故運動中的胡適的觀念裏，啟蒙與學術交疊變奏，最後“啟蒙壓倒學術”，這從國學最後被胡適定性為“死路”這一點，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整理國故運動在全國雖然引出了不少好的試驗、好的結果，但整理國故運動的倡導人胡適，卻終於受限於其啟蒙的文化觀，而歸結到對整理國故的懺悔，這不僅使得他在國學研究方麵無法展開拳腳、提高境界，也連帶影響到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國學研究未能達致理想的境界。
與之相比，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創辦，可以說也是整理國故運動的產物，但清華國學院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吳宓在文化觀上與胡適不同。他們在精神上沒有那種啟蒙與學術的內在分裂、內在緊張，國學之研究對他們沒有任何文化心理上的羈絆，而可以義無反顧地追求國學研究的卓越境界。更廣一點看，1920年代國故研究最高水平的學者（包括羅振玉、柯劭忞、陳垣），他們的文化觀都不是激進的啟蒙文化觀，而多屬文化保守主義，他們的文化觀不僅沒有導致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排拒，更沒有影響他們對新的國學研究方法的采用，而正是他們的學術研究工作得到了當時世界漢學大師的高度評價。這是我們今天重溫這段曆史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