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我國汶川大地震後抑鬱症的發病數明顯增加，因抑鬱症而自殺者時有發生。資料還表明，自二戰以來，世界患憂鬱症的人數已經翻了一倍；在美國，約有500萬人服用抗憂鬱藥，每年自殺人數達30萬。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資料顯示，精神障礙占所有疾病總數的12％。全球抑鬱症的發生率約為3.1％，而在發達國家發病率更是接近6％。大量事實還告訴我們，抑鬱症等精神心理方麵疾病的發病率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發達國家高於發展中國家、大城市高於小城市、小城市高於鄉鎮農村。也就是說，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越高的地方，發病率越高。
社會轉型期使城市和鄉村的差距增大，城市裏貧富的懸殊增大，人們對精神和物質追求的嚴重失衡，是導致諸多精神問題的根源。處於社會高端的權勢人物、大公司的大老板、高級管理人員、專家教授等，他們倍感物質生活的充足，衣食無憂，然而其精神生活則不敢恭維。為了應對殘酷的社會競爭，他們必須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承擔著嚴重的心理負荷，拚命地奮鬥，忘我地工作，以身心健康作為賭注，結果是大腦功能紊亂，出現精神緊張、心情煩躁、焦慮不安、憂鬱寡歡等心理失衡的症狀。
城市裏的失業者、下崗者、打工仔、貧困戶等處於社會底層的人，生活的重負、社會的歧視、經濟的拮據，造就了心理的自卑。歧視和自卑促成了這類人群的拚力奮鬥，社會上最髒、最累、最苦、最重的活他們都任勞任怨。他們不僅以身體健康，而且以精神健康的損害作為代價來補償自己的諸多不足。南方某發達城市的精神衛生工作者作過一項社會調查，統計表明三成多的流動人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其中，中輕度、中度和重度抑鬱的發生率分別為22.6％、10.5％和1.1％，而且他們的總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得分低於當地普通人群。有關學者分析說，經濟貧困和社會孤立給流動人口的心理造成了雙重負擔，使其產生了孤獨、無助、壓抑感，當難以承受時，便產生心理問題，促使心理異常的發生率增高。
前些年，在富士康工作的十幾個年輕人展現的中國式自殺，提示我們隻有得到社會環境的廣泛支持，個體才有可能保持身心健康。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係的裴渝新老師長期從事女性社會學研究，她認為農村留守婦女的“向死心態”原因在於：男性外出打工後，將繁重的農活轉嫁給妻子，加上撫養孩子和贍養老人的壓力，這種情況下的孤獨，以及傳統生育觀念的內化，都可能是壓垮她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社會無助和社會冷漠是抑鬱症等精神疾病滋生和加劇的土壤。社會調查發現，改善人際關係、增加社會交往、友好和睦的社會互助等，有助於降低抑鬱症的發病率和抑鬱症病程的慢性化率。對於那些抑鬱與抑鬱症患者來說，諸如缺乏親友關懷，缺乏生活依靠，缺乏相互依賴，夫妻關係冷漠，鄰裏關係緊張，住院無人照顧等社會支持缺失的情況，都將促使病情加劇，甚至進一步惡化。而整個社會和家庭成員必要的精神支持，將有助於健康的恢複。可以說，社會支持和社會關愛是比物質幫助更好的“靈丹妙藥”。因此，精神病學專家呼籲：對抗抑鬱症的重要措施就是社會支持。
不要認為抑鬱或抑鬱症離我們每個人都很遙遠，社會各階層人士都有可能受到抑鬱的困擾和抑鬱症的威脅。因此，整個社會，包括工作單位、鄰裏之間、家庭成員等都應該努力建立良好的社會支持網絡，對抑鬱和抑鬱症者多關愛、多理解，而抑鬱和抑鬱症者也應該努力學會適應社會，學會社會交往。這樣，我們整個社會成員的精神健康就能得到保障。
人，是社會的人。人生活在社會上，就必須接觸各式各樣的人，社會交往是人的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健康標準明確地告訴我們，健康是一種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交往上的完美狀態。因此說，一個人社會交往方麵的缺失是精神上不健康的表現，另一方麵，不和諧的社會文化環境也是變生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臨床資料表明，在對抑鬱症患者用藥的同時，更應該適當地使用人際心理治療和認知心理治療，這不僅有助於患者康複，而且能夠起到預防抑鬱症病程慢性化的作用。因為目前已經發現，在抑鬱症病程慢性化的眾多誘因中，心理社會因素至關重要。人際交往困難、負性生活事件刺激等，都能促進抑鬱症病程慢性化。這也是心理衛生工作者的共識。
據報道，我國汶川大地震後抑鬱症的發病數明顯增加，因抑鬱症而自殺者時有發生。資料還表明，自二戰以來，世界患憂鬱症的人數已經翻了一倍；在美國，約有500萬人服用抗憂鬱藥，每年自殺人數達30萬。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資料顯示，精神障礙占所有疾病總數的12％。全球抑鬱症的發生率約為3.1％，而在發達國家發病率更是接近6％。大量事實還告訴我們，抑鬱症等精神心理方麵疾病的發病率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發達國家高於發展中國家、大城市高於小城市、小城市高於鄉鎮農村。也就是說，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越高的地方，發病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