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嗎？不奇怪。
劉禪投降前幾年，出使歸來的薛珝（讀如許）就對吳帝孫休斷言蜀國必亡。後來曹魏出兵時，一個名叫張悌的吳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預測。他們給出的理由也一樣：當局窮兵黷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沒有正義的聲音，田野不見健康的臉色。這樣的國家，豈有不亡之理？
這是有數據支持的。劉禪投降時，蜀國共有家庭二十八萬戶，人口九十四萬人，然而軍隊卻有十萬，官吏則有四萬。也就是說，九個人就要養活一個士兵，七戶就要供奉一個官吏，蜀國人民實在負擔不起！
當然，由於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則，蜀漢官員總體上比較廉潔，可惜老百姓更關心的還是吃飽肚子。與孔明先生一起勒緊褲帶，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強就更是咬牙切齒。因為諸葛亮要籌集軍費，又不肯加重小民負擔，還要做到公平公正，結果自然是這些人出錢出力最多，豈能不怨恨？
何況他們還隻有奉獻沒有回報。劉備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沒有益州人，諸葛亮執政後雖力圖處以公心，卻不可能根本改變既定的組織路線。“荊州第一，東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則，也是諸葛亮堅持的。
益州集團隻可能被邊緣化。
義務與權利是對等的。如果貢獻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憑什麼要與蜀漢政權同生死共患難？
以法治蜀也有問題。因為益州的士族和豪強並沒有立法權，許多法律反倒是專門用來對付和整治他們的。何況蜀漢的執法也未必都公平。諸葛亮尚且冤殺了益州豪族常房諸子，又如何保證其他人不濫用職權？
總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擠，經濟上受盤剝，法律上受製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軍早一點南下來“解放”他們。
利益，決定了益州士族的整體取向。
作為士族和豪強的政權，司馬昭執政的曹魏也沒有虧待他們遠在益州的階級兄弟。劉禪手下原屬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的官員都被調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則由本籍士人出任，並由本地名流擔任的中正官負責推薦。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願望實現了。
主動投降的劉禪住進了洛陽，靠著他的裝瘋賣傻和沒心沒肺，一直活到西晉的泰始七年（公元271年）。那時就連曹魏也已滅亡，做皇帝的已是司馬炎。
劉禪死得比曹魏還晚。
忠於職守為國捐軀的，是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他在拒絕了曹魏的誘降後戰死，時年三十七歲。義不受辱以身殉國的，則有劉禪的第五個兒子劉諶。他在父皇決定投降後跑到劉備的廟裏痛哭一場，殺了全家然後自殺。
蜀漢亡了，隻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憑吊，趙藩撰寫的那副對聯就更是膾炙人口：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所有這些，諸葛亮都想得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