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他的話讓我覺得，世界上還有比被扔到檔案室更糟的事。
總之，他是個聰明人。我挺喜歡他的。
“他回來了？代我向他問好。”我說。
喬納嗬嗬朝我笑道：“我已經把你破那舊案子的事說了，K縣屬於他管轄的範圍，他說他會叫人去查你說的那個診所。”
聽她這麼說，我立刻就放心了。鄭恒鬆可不是那種說話輕率的人，一旦他答應下來，他必然已經把前前後後的事都考慮好了。
“你說的那個診所。”喬納接著道，“衛生局沒有登記過，也許過去有登記，但我是沒查到，而且那地址已經不存在了，那條路都沒有了。”
如果地址不存在，那調查起來確實麻煩，得有人專程跑當地的檔案局，查找診所附近區域居民的檔案。這整個過程就很煩瑣，如果鬆哥肯派人替我跑這一趟那真是幫大忙了。
“替我謝謝鬆哥了。”我笑著說。
“別高興得太早。”喬納丟給我一份複印件。
原來，她替我找到了王麗同父異母的妹妹。王麗是蘇湛的最後一任妻子，當年她是個女理發師，而她妹妹仍然健在。
可惜談話之後我發現，王雲對蘇湛絲毫都不了解。
“她嫁人的時候，我才14歲。對他們的事不清楚，但就知道一點，她結婚沒跟我們說，直接就嫁人了，也沒擺酒席。我媽都沒發現戶口本不見了，後來她來還戶口本，才知道她嫁人了。她還給了我爸媽50塊錢，說她嫁給了個醫生。”
關於她姐姐跟父母的關係，她也做了解釋。
“我們家三個女兒，一個兒子，所以父母比較重男輕女，一直就是這麼教育我們的，讓我們賺錢以後補貼弟弟。我姐姐排行老二，平時經常被父母打罵，所以她跟父母的關係也比較疏遠。她結婚後，幾乎不怎麼回家。她也從來沒帶她男人回來過，一頓飯都沒在家吃過。我們都不知道她結婚後住在哪裏，她來了就是給父母一點錢就走了。”
聽起來好像很耳熟，似乎跟蘇雲清母親的婚姻狀況頗為相似。這個蘇湛似乎很少會在妻子的娘家露麵，就像是故意跟他們錯開距離。他在躲什麼呢？
我向她提到王麗失蹤的事。她說：
“她從1967年10月開始就沒再回家了。我媽也去找過她，但沒找到，因為不知道她說的那個診所在哪裏。她好像是故意不讓我們知道診所的地址。後來過年的時候，她給父母彙了點錢，那次比較多，有200塊，那在當時真是一大筆錢了。但那是最後一筆錢，自那以後就沒再彙錢來。1973年的時候，我媽曾經去派出所說過這件事，但警察對她說，報了警也沒什麼用，沒人會真的給她去找女兒，她也就隻能在家等著。後來也就沒再去了。我媽是1982年去世的，那時候我們幾個都已經結婚了。她在去世前幾天對我們說，我姐姐可能已經死了，她說她夢見我姐了，我姐躲在一個黑漆漆的洞裏，說她很冷，還老在哭。我媽讓我們給我姐燒點紙。她是哭著說的，她覺得她對不起我姐。”
“那張彙款單還在嗎？”我問她。
王雲馬上拿出了彙款單。大概因為是最後一次彙款，所以它被好好地保存在一個舊信封裏，存放在一個幹淨的餅幹盒子裏。我拿出來一看，那是蘇湛的筆跡。
“她隻彙過一次款過來嗎？”
王雲點頭說：“以前她都是自己拿錢過來的。她說錢是她男人給的，她男人好像挺有錢，據她說是個醫生，我們也就知道這些。哦，對了，”她又想起了什麼，從手上脫下一枚紅寶石戒指來，“還有這個，是我姐結婚後三個月，她送給我媽的，說是那男人給的，聽說是那男人前妻的東西，那個前妻已經死了。我媽是勞動人民，哪見過這個，她拿去給識貨的人看過，說是正宗的寶石，挺值錢，我媽也就顧不上什麼前妻不前妻的，就戴上了。”
我向她借來了那枚戒指，答應驗過之後一定會還給她。
她拄著拐杖送我到門口，她的風濕病看來很嚴重。她說：“不管怎麼樣，我想知道個結果。可能我姐姐不喜歡我們這個家，但她終歸還是這個家的人。我也得給老人一個交代。”
王雲住在棚戶區中的一處危房。她告訴我，父親去世時，曾經告誡他們不能搬家，因為王麗有可能還會回來。
“我爸很少提起我姐，我們都認為他早已經把她忘了，老實說也沒看出他對我姐有多少關心，但那次，他是抓著我弟弟的手說的。”王雲說到這裏，眼圈紅了。
那天晚上，鄭恒鬆和喬納來家裏吃飯，順便也帶了他為我查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