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傳記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衰落，於唐宋兩朝以碑文、墓誌銘、祭文、行狀、“行狀”是子弟、親友、門生、故吏所述的事略，以備史館采擇的文章。序言等應用文的形式延續了五六百年。這些傳記被稱為“散傳”。這些應用文體傳記的特點是篇幅短小、文字精雕細琢、易誦讀、抒情性強、人物性格鮮明、傳主為同時代人，傳記反映“時代精神”。大文學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範仲淹等人均留有眾多散傳。據統計，王安石共有祭文、哀辭、神道碑、墓誌銘、墓表165篇，行狀3篇。
到了明代和清代，無論在形式還是思想上，傳記都已經比較接近現代傳記。明清之際的傳記開始以“傳”命名，傳記作家們開始關注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且文中有追求個性、愛情的清新之氣。如《李溫陵傳》，作者袁中道寫了自由灑脫、快意恩仇的明代思想家李贄的一生。這一時期重要的傳記作家有宋濂、顧炎武、黃宗羲、方苞等。
梁啟超與胡適分別引導了中國近代傳記文學的兩條道路。他們的傳記觀都是現代性的，但梁啟超所引導的是“史學”之路和“世界”之路，而胡適所引導的是“文學”之路和“個人”之路。
如果說司馬遷是古代傳記的第一人，那麼梁啟超則是古代傳記的最後一人。他是古代傳記過渡至現代傳記的橋梁。梁啟超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諸多領域均有建樹，著作等身。他熱心推介傳記，並創作了《李鴻章傳》、《殉難烈士傳》和《匈牙利愛國者噶蘇氏傳》、《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等一係列中外名人傳記。這些傳記在形式上仿效西方傳記，在思想上宣傳平等、自由，在語言上采用文白相間的“新文體”。
梁啟超曾表達過他的傳記創作理論：“理想的專傳，是以一個偉大人物對於時代有特殊關係者為中心，將周圍關係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羅無疑。比如替一個大文學家作專傳，可以把當時及前後的文學潮流分別說明。此種專傳，其對象雖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擇出一時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種學問一種藝術的代表人物，為行文方便起見，用作中心。”梁啟超的傳記理論是一種“時勢論”，著重的是曆史事實和時代背景。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政治敏感期，傳記作家們選擇為曆史人物作傳，曲徑通幽地發表心聲。此時出現了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吳晗的《朱元璋傳》和林語堂的《蘇東坡傳》三部巨著，它們都實踐了梁啟超的傳記理論並與梁啟超的《李鴻章傳》一起，被稱為“二十世紀四大傳記”。
古代傳記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衰落，於唐宋兩朝以碑文、墓誌銘、祭文、行狀、“行狀”是子弟、親友、門生、故吏所述的事略，以備史館采擇的文章。序言等應用文的形式延續了五六百年。這些傳記被稱為“散傳”。這些應用文體傳記的特點是篇幅短小、文字精雕細琢、易誦讀、抒情性強、人物性格鮮明、傳主為同時代人，傳記反映“時代精神”。大文學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範仲淹等人均留有眾多散傳。據統計，王安石共有祭文、哀辭、神道碑、墓誌銘、墓表165篇，行狀3篇。
到了明代和清代，無論在形式還是思想上，傳記都已經比較接近現代傳記。明清之際的傳記開始以“傳”命名，傳記作家們開始關注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且文中有追求個性、愛情的清新之氣。如《李溫陵傳》，作者袁中道寫了自由灑脫、快意恩仇的明代思想家李贄的一生。這一時期重要的傳記作家有宋濂、顧炎武、黃宗羲、方苞等。
梁啟超與胡適分別引導了中國近代傳記文學的兩條道路。他們的傳記觀都是現代性的，但梁啟超所引導的是“史學”之路和“世界”之路，而胡適所引導的是“文學”之路和“個人”之路。
如果說司馬遷是古代傳記的第一人，那麼梁啟超則是古代傳記的最後一人。他是古代傳記過渡至現代傳記的橋梁。梁啟超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諸多領域均有建樹，著作等身。他熱心推介傳記，並創作了《李鴻章傳》、《殉難烈士傳》和《匈牙利愛國者噶蘇氏傳》、《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等一係列中外名人傳記。這些傳記在形式上仿效西方傳記，在思想上宣傳平等、自由，在語言上采用文白相間的“新文體”。
梁啟超曾表達過他的傳記創作理論：“理想的專傳，是以一個偉大人物對於時代有特殊關係者為中心，將周圍關係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羅無疑。比如替一個大文學家作專傳，可以把當時及前後的文學潮流分別說明。此種專傳，其對象雖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擇出一時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種學問一種藝術的代表人物，為行文方便起見，用作中心。”梁啟超的傳記理論是一種“時勢論”，著重的是曆史事實和時代背景。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政治敏感期，傳記作家們選擇為曆史人物作傳，曲徑通幽地發表心聲。此時出現了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吳晗的《朱元璋傳》和林語堂的《蘇東坡傳》三部巨著，它們都實踐了梁啟超的傳記理論並與梁啟超的《李鴻章傳》一起，被稱為“二十世紀四大傳記”。
中國近代另一位傳記文學的推廣人和寫作者是胡適。如果說中國古代傳記向現代傳記的轉型是從梁啟超開始的，那麼它是由胡適完成的。胡適在中國首次使用“傳記文學”一詞，並親自創作了四十餘篇傳記和傳記性文章。其中代表作是《李超傳》和《丁文江的傳記》。《李超傳》刻畫了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的失敗的娜拉”，《丁文江的傳記》描寫的是“一個受過西方現代教育的新的人的成長”。胡適創作的傳記作品（除了早期個別作品外）幾乎全部用白話文創作，選擇的傳主包括古今中外的大小人物，以史學性寫法為主，並嚐試使用文學的筆法，提出傳記可以“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