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某日，新任財政總長的董康，剛從國務會議會場中走出，就被一夥不明身份的人包圍，一陣拳打腳踢之後，群氓作鳥獸散。馬褂扯成了布條、眼鏡碎作了渣子，眯著眼睛勉強撐起來的董康，以一個五十五歲資深官員的窘迫肖像，為當時早已混亂不堪的北洋政府財政體係作了形象注解。
原來，在1922年，董康因負責查處財政部債券貪汙案，秉公斷案、頗得人心，旋即出任財政總長。新任後的董康，仍然不改海歸精英本色，隨後即率員出使歐洲考察，意在學習歐美健全的財政製度，以重振財政之頹弱與混亂。
書生意氣從來天真爛漫，年過五十的海歸仍舊篤信共和製度下的學術實踐，卻不知“共和”製度本身在中國已成狗肉羊頭的玩意兒。北洋政府內部的派係之爭，董康不可能置若罔聞，但以清正自居的他，似乎仍然沒有體察到自己的學術實踐一旦“亮劍”，即刻會被各利益群體就地“奪劍”。
董康上任伊始，即向政府報告說，財政困難達於極點，由於仕途不清，濫支薪俸，必須大刀闊斧毫不容情地裁員。事實上，財政部當年正因冗員過多，根本無法兌現正常的薪俸。裁員久拖不決、工資屢不兌現，導致索薪衝突升級，於是出現了一開始，馬褂成絲眼鏡橫飛的一幕。這一年，董康辭去財政總長一職，宣布退出官場，並於當年底離開北京，遷居上海。
從1914年歸國，到1923年辭官，十年民國官場，董康一身疲累，終歸解脫。誦芬室中，除了政法之外，人們或許更能記得他的那些精美刻本、藏書故事與雅致風度。
事實上，民國官場上並不得意的董康，卻在書肆中屢推新本。據不完全統計，除了1917年刊行的《誦芬室讀曲叢刊》之外，董康早在1913年，就刊刻了《雜劇十段錦》，後又有《梅村先生樂府三種》（1916）、《盛明雜劇》（1918）、《石巢傳奇四種》（1919），此四種收入《誦芬室叢刊》。此後仍有《盛明雜劇》二集（1925）、《雜劇新編》（1941），前後持續了近三十年時間，而迄今為止董氏所刊之《盛明雜劇》兩集仍是最為通行的版本。王國維跋《雜劇十段錦》對董康有過如下的評價：“竊謂廷尉（董康）好古精鑒，不減遵王（錢曾），至於流通古書嘉惠藝林，則有古人之風流，非遵王輩所能及已。”
當然，盛名之下，質疑聲也此起彼伏。誠如當年的海歸精英，要說服清廷資深土鱉們進行法律改革一樣；誠如後來的司法達人，要說服政府進行大規模裁員一樣，任何一項開創性的革新，在中國都將麵臨體無完膚的責難與灰頭土臉的阻攔，即使看似雅致的所謂學術圈子、藏書圈子，也概莫能外。
在集權時代麵臨革新質疑的董康，頂了六年唾沫星子之後，苦撐了六年困局之後，麵臨的是帝國體製的崩解，這算是一種不可抗力的大解脫。在共和時代麵臨裁員質疑的董康，飽嚐一頓拳腳之後，大不了一走了之，也算是一種自求多福的小解脫。可刊刻戲曲書籍，不但東抄西借、南買北購，花去一大堆銀錢之後，黑紙白字的書冊還要接受各界（諸如曲學界、藏書界、讀者）的品頭論足，指摘批評。這種看似專業的文化質疑、看似溫文爾雅的“軟”質疑，將使“董康”這個符號在學術江湖中繼續漂泊，無從解脫。即使董康本人對此毫不介意，甚至於生前毫無耳聞。
董氏刊刻了眾多戲曲類書籍，讓有的評論家認為不可能單單是因為個人興趣，一定是某種出版策略使然，董氏在這些人眼中儼然狡詐書商。而有的讀者則抱怨董氏所刊刻書籍價格太高，無法承受，更加重了“奸商”意味。這些批評或許都是隔靴搔癢，因為董氏刻書無論是個人癖好還是牟利之圖，都無可厚非，即便是放在還有淩遲之重刑的集權時代，這也屬個人自由、雅好而已。至於說到價格高低，則難存至理，價廉物美者書肆中盡有各類石印、鉛印、刻本供諸君挑選，為何偏要去挑董氏刻書？無非是刻精墨佳、紙白裝美罷了，黃裳先生常講的那句“欲求善本、必出善價”的名言即是至理。
反過來說另一種批評。貌似平和、非關價格皮毛、直指書籍內容的“專業”批評，往往更具長時間的穿越能力，影響更多的跨時代人群。著名藏書家鄭振鐸針對董刻《石巢傳奇四種》的批評，可謂“獨樹一幟”。
鄭振鐸在寫於抗戰期間的《劫中得書記》中對董康所刻書籍予以了間接批評。批評是專門針對《石巢傳奇四種》的，評曰：
春燈謎明阮大铖撰二卷四冊
阮氏之“燕子”“春謎”，餘於暖紅室及董氏所刊者外，嚐得明末附圖本數種，均甚佳，惟惜皆後印者。陳濟川以原刻初印本春燈謎一函見售。卷上下各附圖六幅，繪刊之工均精絕。餘久不購書，見之，不禁食指為動，乃毅然收之。董綬經刊阮氏四種曲時，其底本亦是原刻者。原書經董氏刻成後，即還之文友堂；後為吳瞿安先生所得。瞿安先生嚐告餘雲：董本謬誤擅改處極多。他日必發其覆。今瞿安先生往矣，此事竟不能實現！原本仍在川滇間。
他日當必能有人繼其遺誌者。餘今得此本，如有力時，當先從事於“春燈”一劇之“發覆”也。
原來，與董康《石巢傳奇四種》同一年麵市的還有劉世珩的暖紅室彙刻劇曲叢書中的“燕子箋”與“春燈謎”兩種。1919年同時刻印出版的這兩套書，後來被藏書家們視為民國版刻的“雙子星”，皆是佳作之代表。而鄭振鐸因其不是明代原刻，而頗為遺憾，因為以鄭氏的藏書閱曆，肯定是要尋求原刻本，而非後世的這種覆刻、新刻之本。這是藏書家的追求，原本無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