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英國人遺留在印度的痕跡……這些痕跡卻迫使我麵對一個事實：我一直在欺騙自己；雖然這種自我欺騙是隱藏在內心深處那個容許幻想存在的角落，可是，一旦被揭穿，你還是會感到非常痛苦的。這種羞辱，我以前從不曾體驗過。
奈保爾誠實、委婉而又坦率地道出了他不得不麵對母國屈辱曆史的矛盾但真實的心理，也許是這份直白讓人認為他具有東方主義的視角，但無疑事實終究是事實，曆史是無法消除的。因為關於印度曆史以及曆史上所經曆的屈辱，不同的思想家似乎都得出了與奈保爾基本一致的看法。我國著名的印度研究專家季羨林認為是內外因素共同造成了印度的被侵略：中世紀印度在政治上是封建割據的，是渙散的，在階級關係上是充滿了矛盾的，因而失去抵禦外來侵略的力量。這是內部的因素。同時，西北鄰國的一些信奉伊斯蘭教的部族奉行的又是對外侵略政策，這是外部的因素。內外相合，印度就成為這些落後部族的侵略對象。
中世紀被伊斯蘭國家侵略，到了近代換成了英帝國的入侵。馬克思認為印度之所以是被侵略的對象，是因為其內部的極端不團結：
一個國家，在其中不但回教徒與印度教徒分立，而且部落與部落、種姓與種姓分立；一個社會，其結構是建立在一種均衡上，而這種均衡是這個社會一切分子普遍的互相排擠和天生的孤立所產生的。這樣的國家和這樣的一個社會，不是注定要成為侵略者底俘獲品嗎？
在統治印度期間，在英國的下議院關於印度事務的官方報告中也能看到印度這個民族是多麼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無論印度過去的政治麵貌是怎樣地變化不定，它的社會關係卻自極遠的古代到19世紀最初十年是沒有變動的。手織機和手紡車，產生了無數的紡工和織工，是印度社會構成的樞紐。”這就難怪印度人對於帝國的崩潰和分裂毫不焦慮，隻要村莊始終是完整的，他們就不管它是移轉給哪個勢力或者隸屬於哪個統治者，而隻要它內部的經濟結構不變就行。馬克思認為，固然是印度自身的積貧積弱導致外族入侵，但外族的貪欲更助長了印度的貧窮落後：“英國在印度煽起社會革命，完全是為其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在堅持這些利益的方式上是愚蠢的。”
哲學家和思想家們對印度落後的曆史和社會根源進行的批判性考察可謂一針見血，而當代移居海外的印度新生代作家也已經開始用批判性眼光來觀察當代母國印度。2008年英國布克文學獎得主、來自印度的年輕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1974—）與1932年出生的奈保爾有著類似的生活經曆。阿迪加出生於印度，去海外遊學後又回歸故土從事新聞工作。這與奈保爾20世紀60年代初回到母國進行實地考察一樣，這些經曆給他們提供了獨特的視角看待和思考母國的問題。阿迪加把新聞素材和文學創作結合起來，呈現全球化時代印度社會的問題和症結。他的小說不僅富有時代氣息，還具有很強的社會批判性。他認為19世紀狄更斯、福樓拜和巴爾紮克等作家的批評幫助英法等國成為更好的國家，所以他希望在當代印度經曆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揭露印度殘酷的不公平現象，幫助社會進步。在他看來，這樣的書寫不是對國家的攻擊，而是關乎自我反省的重大問題。無疑，阿迪加的深刻社會批判意識和奈保爾殊途同歸。
……麵對英國人遺留在印度的痕跡……這些痕跡卻迫使我麵對一個事實：我一直在欺騙自己；雖然這種自我欺騙是隱藏在內心深處那個容許幻想存在的角落，可是，一旦被揭穿，你還是會感到非常痛苦的。這種羞辱，我以前從不曾體驗過。
奈保爾誠實、委婉而又坦率地道出了他不得不麵對母國屈辱曆史的矛盾但真實的心理，也許是這份直白讓人認為他具有東方主義的視角，但無疑事實終究是事實，曆史是無法消除的。因為關於印度曆史以及曆史上所經曆的屈辱，不同的思想家似乎都得出了與奈保爾基本一致的看法。我國著名的印度研究專家季羨林認為是內外因素共同造成了印度的被侵略：中世紀印度在政治上是封建割據的，是渙散的，在階級關係上是充滿了矛盾的，因而失去抵禦外來侵略的力量。這是內部的因素。同時，西北鄰國的一些信奉伊斯蘭教的部族奉行的又是對外侵略政策，這是外部的因素。內外相合，印度就成為這些落後部族的侵略對象。
中世紀被伊斯蘭國家侵略，到了近代換成了英帝國的入侵。馬克思認為印度之所以是被侵略的對象，是因為其內部的極端不團結：
一個國家，在其中不但回教徒與印度教徒分立，而且部落與部落、種姓與種姓分立；一個社會，其結構是建立在一種均衡上，而這種均衡是這個社會一切分子普遍的互相排擠和天生的孤立所產生的。這樣的國家和這樣的一個社會，不是注定要成為侵略者底俘獲品嗎？
在統治印度期間，在英國的下議院關於印度事務的官方報告中也能看到印度這個民族是多麼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無論印度過去的政治麵貌是怎樣地變化不定，它的社會關係卻自極遠的古代到19世紀最初十年是沒有變動的。手織機和手紡車，產生了無數的紡工和織工，是印度社會構成的樞紐。”這就難怪印度人對於帝國的崩潰和分裂毫不焦慮，隻要村莊始終是完整的，他們就不管它是移轉給哪個勢力或者隸屬於哪個統治者，而隻要它內部的經濟結構不變就行。馬克思認為，固然是印度自身的積貧積弱導致外族入侵，但外族的貪欲更助長了印度的貧窮落後：“英國在印度煽起社會革命，完全是為其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在堅持這些利益的方式上是愚蠢的。”
哲學家和思想家們對印度落後的曆史和社會根源進行的批判性考察可謂一針見血，而當代移居海外的印度新生代作家也已經開始用批判性眼光來觀察當代母國印度。2008年英國布克文學獎得主、來自印度的年輕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1974—）與1932年出生的奈保爾有著類似的生活經曆。阿迪加出生於印度，去海外遊學後又回歸故土從事新聞工作。這與奈保爾20世紀60年代初回到母國進行實地考察一樣，這些經曆給他們提供了獨特的視角看待和思考母國的問題。阿迪加把新聞素材和文學創作結合起來，呈現全球化時代印度社會的問題和症結。他的小說不僅富有時代氣息，還具有很強的社會批判性。他認為19世紀狄更斯、福樓拜和巴爾紮克等作家的批評幫助英法等國成為更好的國家，所以他希望在當代印度經曆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揭露印度殘酷的不公平現象，幫助社會進步。在他看來，這樣的書寫不是對國家的攻擊，而是關乎自我反省的重大問題。無疑，阿迪加的深刻社會批判意識和奈保爾殊途同歸。
20世紀90年代奈保爾第三次親曆印度後寫下的“印度三部曲”第三部《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更是因其客觀真實地對母國變化的描繪而首次獲得評論界對其藝術總特色的概括，美國作家保羅·索魯自青年時代起就與奈保爾認識，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寫下了很多關於奈保爾作品的評論，在《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發表後，索魯在《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上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