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中旬的一個深夜，伊利諾伊大學研究生陳治利突然接到電話，“是東部李我焱打來的，說要組團回中國參觀，征求有美國永久居留權、學業不致受影響的人加入”。
其時美國還未完全承認新中國，但兩國關係已經有所緩和，美國剛剛通過一議案，允許美國公民去中國大陸旅遊，這成為訪問團順利成行的利好背景。“之所以需要永久居留權，大概是為了萬一出現意外，團員依然能夠回到美國。”李我焱回憶說。
陳治利在征得妻子同意後，又主動推薦法學院的陳恒次同學參加，陳恒次得以成為訪問團裏惟一的台灣本土籍留學生。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劉大任等人也接到李我焱的電話邀請，在與朋友的一番深思數慮後，他選擇了放棄，理由是“條件尚不成熟，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而正在威斯康辛大學讀社會學博士的王春生則沒有太多的猶豫，她是經由師兄程明怡的舉薦得以入選的，“當時出於性別考慮，希望中西部高校出一個女性代表，我正好適合。”她回憶說，“我的父親王民當時是台灣《新生報》社長，也算是國民黨高幹，我並不害怕什麼迫害。”
最終成行的訪問團一共5人，李我焱為團長，四位團員分別是陳治利、陳恒次、王正方和王春生。“這5人均來自台灣，基本都是保釣運動各個地區的聯絡人，做了很多工作，算是實至名歸。”陳治利說。
王春生至今記得當年的意外與興奮雜糅的心情，“我們在台灣自小受過反共教育，在美國讀書又身受反戰運動的感染，對於當時的左派思潮十分向往，可是新中國的廬山真麵目究竟是什麼？”正是懷著這樣的期待與好奇，9月底，保釣訪問團“秘密”啟程了。
“當時的唐人街還沒有一家旅行社開辦去大陸的業務，我們委托的那家應該是加拿大大使館特意安排的，但老板依然很小心，把我們叫到店鋪後麵的屋子裏才開始辦。”王春生說。
為了趕在國慶節前到達，訪問團5人和美中友好協會、華僑代表團一行三十幾人，經香港，從羅湖進廣州，再至北京，下榻北京華僑大廈。
在飛機上，王春生遇見了也去中國訪問的美國黑豹黨創始者、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休伊?牛頓，“當時美國的許多左派團體與新中國關係頻繁。”
出發前夕，5人特意經紐約參加支持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的集會，並在旅途中傳來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消息。訪問團群情激昂，“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破冰之旅。”34年後的今天，陳治利提及往事依舊難捺激動。
國慶遊園活動後，保釣訪問團被單獨安排在了民族飯店，靜候會見安排。
“但恰逢加入聯合國的影響，國務院各單位異常繁忙，座談會時間難以敲定，一拖再拖。本來我們預計在國內停留35天，結果被拖延，多逗留了一個月。”
1971年9月中旬的一個深夜，伊利諾伊大學研究生陳治利突然接到電話，“是東部李我焱打來的，說要組團回中國參觀，征求有美國永久居留權、學業不致受影響的人加入”。
其時美國還未完全承認新中國，但兩國關係已經有所緩和，美國剛剛通過一議案，允許美國公民去中國大陸旅遊，這成為訪問團順利成行的利好背景。“之所以需要永久居留權，大概是為了萬一出現意外，團員依然能夠回到美國。”李我焱回憶說。
陳治利在征得妻子同意後，又主動推薦法學院的陳恒次同學參加，陳恒次得以成為訪問團裏惟一的台灣本土籍留學生。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劉大任等人也接到李我焱的電話邀請，在與朋友的一番深思數慮後，他選擇了放棄，理由是“條件尚不成熟，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而正在威斯康辛大學讀社會學博士的王春生則沒有太多的猶豫，她是經由師兄程明怡的舉薦得以入選的，“當時出於性別考慮，希望中西部高校出一個女性代表，我正好適合。”她回憶說，“我的父親王民當時是台灣《新生報》社長，也算是國民黨高幹，我並不害怕什麼迫害。”
最終成行的訪問團一共5人，李我焱為團長，四位團員分別是陳治利、陳恒次、王正方和王春生。“這5人均來自台灣，基本都是保釣運動各個地區的聯絡人，做了很多工作，算是實至名歸。”陳治利說。
王春生至今記得當年的意外與興奮雜糅的心情，“我們在台灣自小受過反共教育，在美國讀書又身受反戰運動的感染，對於當時的左派思潮十分向往，可是新中國的廬山真麵目究竟是什麼？”正是懷著這樣的期待與好奇，9月底，保釣訪問團“秘密”啟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