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還認為國共和談“不是和平途徑而是戰爭的一種方式”。在這種錯誤認識下，社論提出“絕不與共產黨談判或妥協”，“不與它有任何接觸”，初步提出了“不妥協、不談判、不接觸”的所謂“三不政策”。
同年1月12日，時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秉承蔣經國的旨意，就《告台灣同胞書》發表聲明，宣稱《告台灣同胞書》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中共利用美國與大陸建交後，“世人不滿美國政府背信廢約的錯誤政策，故意放出‘和平’的謠言，來迷惑美國人民，欺騙美國國會和輿論，企圖軟化他們支持‘中華民國’的意願，破壞台灣海峽和亞太地區的安定與和平”。二是要“鬆弛我們的鬥誌，影響我們的民心士氣，乃至於為它未來的軍事行動創造有利的條件”。
1月底，孫運璿在答美聯社記者問時，宣稱台灣回歸祖國的條件是：唯有在全中國人民的自由意誌受到尊重時，台灣與大陸始能統一。”同時，孫運璿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的政策，宣稱：“我們從不認為可以用武力解決問題。”
2月5日，孫運璿再度宣稱：“與中共之間，絕無談判妥協的餘地。”
4月17日，蔣經國在答複美國柯普萊新聞社特派員凱瑞所提問題時宣稱：“我們的立場，是絕不與中共談判，也不與中共發生任何接觸。”
1979年12月10日，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在台北召開。針對《告台灣同胞書》，蔣經國《以全民熾熱反共意誌再造中華》為題到會致辭。文中宣稱“共產主義已徹底失敗”，攻擊四個現代化是中共的“謊言與妄想”，中共的和談是“統戰陰謀”，因此“我們絕不與共黨談判，絕不與共黨妥協，任何情況絕不改變我們的立場”至此，蔣經國的“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最終形成。
蔣經國在報告中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蔣經國認為：中國必須統一，究竟統一在共產主義還是三民主義的製度和生活方式下?他認為事實已經證明：“三民主義在‘複興’基地的建設已經成功”，“中國的真正統一，便是‘光複’大陸，實行三民主義。”他還提出當前台灣的中心任務之一就是“以‘複興’基地三民主義建設的成果和經驗，展開政治登陸，繼之以各種行動”，摧毀大陸政權。會議根據蔣經國的講話精神，策定四中全會的中心議題為“加強三民主義策進‘光複’大陸”，加強台灣建設。 與此同時，蔣經國針對“反統戰”需要，成立了“反統戰”小組臨時編組“固國小組”。該組織人員由“國家安全局”、“國防部”、“外交部”、“警備總部”、“行政院新聞局”、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各機構抽調20人組成。內設行政、計劃、資料3個組，設主任秘書總管一切。
社論還認為國共和談“不是和平途徑而是戰爭的一種方式”。在這種錯誤認識下，社論提出“絕不與共產黨談判或妥協”，“不與它有任何接觸”，初步提出了“不妥協、不談判、不接觸”的所謂“三不政策”。
同年1月12日，時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秉承蔣經國的旨意，就《告台灣同胞書》發表聲明，宣稱《告台灣同胞書》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中共利用美國與大陸建交後，“世人不滿美國政府背信廢約的錯誤政策，故意放出‘和平’的謠言，來迷惑美國人民，欺騙美國國會和輿論，企圖軟化他們支持‘中華民國’的意願，破壞台灣海峽和亞太地區的安定與和平”。二是要“鬆弛我們的鬥誌，影響我們的民心士氣，乃至於為它未來的軍事行動創造有利的條件”。
1月底，孫運璿在答美聯社記者問時，宣稱台灣回歸祖國的條件是：唯有在全中國人民的自由意誌受到尊重時，台灣與大陸始能統一。”同時，孫運璿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的政策，宣稱：“我們從不認為可以用武力解決問題。”
2月5日，孫運璿再度宣稱：“與中共之間，絕無談判妥協的餘地。”
4月17日，蔣經國在答複美國柯普萊新聞社特派員凱瑞所提問題時宣稱：“我們的立場，是絕不與中共談判，也不與中共發生任何接觸。”
1979年12月10日，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在台北召開。針對《告台灣同胞書》，蔣經國《以全民熾熱反共意誌再造中華》為題到會致辭。文中宣稱“共產主義已徹底失敗”，攻擊四個現代化是中共的“謊言與妄想”，中共的和談是“統戰陰謀”，因此“我們絕不與共黨談判，絕不與共黨妥協，任何情況絕不改變我們的立場”至此，蔣經國的“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最終形成。
蔣經國在報告中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蔣經國認為：中國必須統一，究竟統一在共產主義還是三民主義的製度和生活方式下?他認為事實已經證明：“三民主義在‘複興’基地的建設已經成功”，“中國的真正統一，便是‘光複’大陸，實行三民主義。”他還提出當前台灣的中心任務之一就是“以‘複興’基地三民主義建設的成果和經驗，展開政治登陸，繼之以各種行動”，摧毀大陸政權。會議根據蔣經國的講話精神，策定四中全會的中心議題為“加強三民主義策進‘光複’大陸”，加強台灣建設。 與此同時，蔣經國針對“反統戰”需要，成立了“反統戰”小組臨時編組“固國小組”。該組織人員由“國家安全局”、“國防部”、“外交部”、“警備總部”、“行政院新聞局”、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各機構抽調20人組成。內設行政、計劃、資料3個組，設主任秘書總管一切。
“固國小組”成立後的頭一個“動作”，就是組織台灣中影公司拍攝了取名《我們為何不與中共和平談判?》的7部係列影片。由於該片政治色彩太濃，主題與民眾願望相反，所以上座率極低。其後一年多，台灣一些官方、民間的電影公司，不斷籌拍以“文化大革命”為題材的影片，企圖用文藝宣傳的形式來渲染大陸形勢的“不穩定”，進行其“反統戰”活動。據台灣報紙報道，計劃開拍或已經上映的這類電影有：《皇天厚土》、《丹尼爾的故事》、《古寧頭大戰》、《玻璃房子裏的女人江青》、《叛謀》、《紅唇》、《假如我是真的》、《上海社會檔案》、《沒有打完的戰爭》，等等。上述影片的共同特點：就是試圖把國民黨當局的反共、“反統戰”意圖灌輸給觀眾。國民黨喉舌《中央日報》1980年8月11日社論承認《古寧頭大戰》影片的拍攝，包含有“反統戰”動機。該片導演宣稱：這是“屬‘國策’宣傳之一的任務”。其餘電影的主要宣傳內容均是渲染“文化大革命”時的一些錯誤，誇大和醜化大陸最近幾年主動揭露出來的某些問題，同時宣傳台海兩岸仍繼續存在著軍事對峙的緊張情勢。國民黨中央文工會主任周應龍稱，台灣推出《皇》片，“極具反共教育價值”。《中央日報》的一篇影評還告誡黨外人士，不要高呼“解除戒嚴”或“共產黨不會來”等口號，那是別有用心，惟恐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