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最後說：“愛國一家，不分先後，來去自由。你們願意的話，可以留在北京，想去台灣也可以。回去後想再來也可以，要到別的國家也可以。”
周恩來講完後，章士釗就說：“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對各位進行特赦，這在我國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總理的講話指示去辦。”
接見一直持續到下午5點才結束。這11人依依不舍地向周恩來鞠躬告別，愉快地離開了西花廳。
這次接見,對這些特赦人員的思想震動很大。此後,中央統戰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除安排周振強赴浙江原籍、楊伯濤到湖南原籍探親外,隨即把散住其他旅館的8人都集中住到崇文門內的崇內旅館。溥儀也從其五妹家遷過來和他們一起組成一個學習小組。這期間,中央統戰部派了專人指導他們進行政治學習,還組織他們參觀了北京的名勝古跡和工農業生產情況。以後還為願住外地和親屬團聚的曾擴情、盧浚泉、陳長捷、邱行湘這4人做了妥善安置,行前還為他們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歡送宴會。自願留在北京的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鄭庭笈5人,以及回原籍探親後又返北京的周振強、楊伯濤2人,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學習和勞動鍛煉體驗生活後,1961年3月經中央同意,全國政協常委會通過,即都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正式參加國家機關工作,獲得了新生。
周恩來對後來的幾批特赦戰犯也同樣很關心。1963年11月10日，中央統戰部又安排了一次接見活動。
童小鵬說，我又具體負責安排這次的總理接見。這次接見的是康澤及前四批特赦的留京人員及家屬40多人。陳毅副總理及張治中、傅作義等愛國民主人士，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陪同周恩來接見，我和羅青長也一同參加。
下午4時，周恩來等一行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大家就座後，陳毅首先說：“總理很惦記各位，特邀請大家來這裏見麵談談。總理為此親自打電話通知我，要我來參加。我也是政協副主席，對各位也負有責任，很願意來參加這次集會，和大家見見麵。”他談到台灣最近放出一些流言蜚語，說特赦人員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表態說：“請大家不要有顧慮，把話講出來，以便采取措施。”杜聿明等人立即表示：“我們的生活、行動都很自由，一切統由自己安排，沒有任何人幹預，請兩位總理放心。”
周恩來接著講話,說明了接見的緣由。他說近兩年由於國內國際的事情較多,沒有機會同大家常見麵,現在前三批特赦釋放人員的工作已得到安置,第四批人員集中學習參觀也即將結束,有幾位要離開北京回家鄉去,因此,找這個機會見麵談談。
周恩來談古論今,旁征博引,從西太後講到蔣介石,形象地說明了我黨統戰政策是在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是有利於民族和人民的大團結的。
周恩來還進一步解釋陳毅提到的“自由”二字。他說：“大家對於陳毅副總理提出的‘自由’這兩個字，要有正確的理解……對於‘自由’問題，陳毅同誌提了出來，提得很及時，我希望大家多多考慮，最好多學點馬列主義哲學理論，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周恩來隨後介紹了有關台灣的情況,並又一次強調了立場問題的重要性。談話中再次表達希望蔣氏父子和陳誠團結一致共同對美、早日回到祖國懷抱的真誠願望。接見結束後,周恩來還邀請全體人員合影留念,並在新疆廳設宴招待了大家。
這些特赦釋放人員,都很感激黨和政府的寬大政策,認為黨和政府給了他們第二次生命,表示要繼續學習、改造,為祖國建設和統一大業貢獻餘生。我們通過這些人把黨的對台方針政策傳到社會各界,傳到港、澳、台以至海外,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1964年,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全國政協特邀了杜聿明、溥儀、宋希濂、範漢傑、王耀武、廖耀湘6人為全國政協委員。黨和政府的寬大與信任,使他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們利用廣播、書信和撰寫文章等各種方式為祖國統一大業而積極工作。僑居海外的特赦釋放人員也不忘周恩來的囑托,積極為統一大業奔走呼號,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我們對戰犯“一個不殺”,並給予寬大釋放,使台灣當局感到意外,陣腳大亂,不敢麵對這一人心所向的現實。台灣當局封鎖消息,稱是中共的“統戰陰謀”,可等到有些特赦釋放人員回到台灣與親人團聚,其宣傳也就不攻自破。
我們考慮到,美國一直幹涉中國內政,插手台灣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美國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絕不是為了台灣人民。因此,從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也要不斷地調整和發展,並對蔣介石表現出合作的誠意和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