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一國兩製”構想提出的哲學依據或理論依據。“一國兩製”的構想所要解決的是20世紀80年代遇到的新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不可能都有現成的答案；但馬克思主義始終是我們從事革命和建設的指南，因此，“一國兩製”的理論根據，隻能從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方法和根本原理中去尋找。最重要的理論根據應該是“實事求是”。隻有實事求是才使“一國兩製”得以確立和成功實施，這是正確思想路線開出的智慧之花，結出的創造之果。“一國兩製”方針其深層的真理性就在於它是立足於新的國際國內實際，根據已經發展變化了的情況作出的抉擇，它是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的。從實際出發，具體說來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主要根據是：第一，幾十年來，中國大陸社會主義製度日益鞏固和發展，國際威望日益提高；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恢複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曆史重任已刻不容緩，時不我待。第二，香港和台灣問題，是在中國過去一定曆史條件下形成和遺留下來的。由於幾十年來它們一直在實行不同於大陸的政治、經濟製度，因而形成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習慣。第三，香港、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實現祖國的統一是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是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是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二是從世界的實際出發。主要根據是：第一，從政治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和平力量的增長，社會主義製度的鞏固和發展，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製度共存的局麵。第二，從經濟上看，隨著近幾十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世界經濟的發展正由社會化走向國際化。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同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和發展。
毛澤東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分析，就是具體分析矛盾特殊性的光輝範例。
我們要深刻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也必須遵循這一原則。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分析，不能隻停留在自然界和社會是兩種不同的物質運動形式這種一般認識上。因為這種認識，雖然把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物質運動形式作了區分，但還沒有找出各種不同社會形態之間的區別。同樣，我們也不能滿足於階級社會都有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一般的認識，因為這種認識雖指出了階級社會的共同本質，但還未說明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麼樣的階級以及進行怎樣的鬥爭，而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還是不清楚的。對於社會主義社會，我們首先必須把它放到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去考察，才會看到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而來，還要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去，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和衰亡著的資本主義彼此之間的鬥爭，貫串於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過程中，而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又必然有其不同的特點，這些都要求我們作出具體的分析。同時，還必須對社會主義社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的具體矛盾、矛盾各方麵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體的相互關係，作具體的分析，才能進一步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性。
把握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學會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就必須做到：
第一，劃清不同事物的界限。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事物質的區別。毛澤東說：“我們看問題一定不要忘記劃清這兩種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績和缺點的界限。記著這兩條界限，事情就好辦，否則就會把問題的性質弄混淆了。”
第二，分析矛盾的性質和特點，找出正確解決矛盾的方法。我們平常所說的“對症下藥”、“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就是指必須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的矛盾。事物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就不一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敵我矛盾，用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如果不注意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不嚴格區別不同性質的矛盾，不采取適當的辦法，就會破壞黨的政策，就會背離我黨路線。
第三，必須注意克服主觀性、片麵性、表麵性。所謂主觀性，就是隻知道從主觀的願望或見解出發去看問題，就是用唯心的觀點去看問題，不知道從客觀的實際出發去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其著作《實踐論》之中已經說道了。
所謂片麵性，就是不知道把問題作全麵的考察。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和日本是矛盾的兩極，若隻了解中國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這就是片麵性的考察。又如，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是矛盾的兩極，若隻了解中國共產黨一方，不了解國民黨一方，也就是片麵的考察。其他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農民和地主、順利和困難、過去和將來、個體和總體、缺點和成績、原告和被告等等，都是矛盾的兩極，若隻了解矛的一方，不了解盾的一方，都是片麵地看問題，當然不能了解矛盾各方的特點。這種片麵地看問題的方法，可以說是隻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隻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像這樣片麵地看問題的人，他不能暴露過程中的矛盾的正確性，因而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他不能了解客觀的具體的革命形勢，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因而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務；他不能了解情況，掌握政策，因而不能做好所擔任的工作；他不能辨別那些離開黨的布爾什維克路線的“左”傾的或右傾的思想，因而不能正確地開展黨內的思想鬥爭。中國的孫子兵法，對於戰爭的敵我雙方，都作了全麵的研究，他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名言，可說是概括了戰爭的辯證法。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話的意思就是說，對於一個問題要兼聽兩種相反的意見，才能明白問題的真相，若偏聽一麵之辭，對於問題的全部內容，就不能明了。可見魏微也懂得片麵性不對。在《水滸傳》中，合乎唯物辯證法的戰爭的實例也有很多，其中要以三打祝家莊是最突出的實例。《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裏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
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麵、一切聯係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做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麵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研究任何事物，必須作全麵性的考察，研究它的一切方麵；研究它和其他事物的一切聯係，研究它本身內部各方麵的一切聯係；還要研究它在和其他事物的聯係上、在它本身內部矛盾的發展上如何成為有一定的質的事物。隻有盡可能地作全麵性的考察，我們的認識才是正確的、生動的。如果對於事物隻作片麵性的考察，我們的認識就會是錯誤的，是僵化的。毛澤東研究革命的諸問題——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諸問題，總是作全麵性的研究，具體地分析具體的問題中的矛盾，暴露每一矛盾的特殊性及矛盾雙方的特點，然後綜合起來，暴露問題的全貌，找出解決的方法。特別是當部分同誌為片麵性的考察所誤，以至於迷失方向時，毛澤東總是深入地就問題作全麵的考察，引導同誌們走上正確的道路。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陳獨秀機會主義領導集團基於片麵性的見解把革命引向歧路時，毛澤東先後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革命過程中的各種矛盾，作了全麵性的具體的分析，奠定了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路線，指出這個革命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則是革命的中心問題。毛澤東這種全麵性研究所得出的結論，雖然未能挽救當時大革命的失敗，卻成了後來革命複興的指導。又如當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初期，有人片麵地看到革命潮流的低落，發生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時，毛澤東本著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解除同誌們的疑慮，發表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兩個文件，就當時革命形勢作了全麵的深入的研究。在前一文件中，指出了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的工農階級，曾經組織起來，對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實行過許多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他們是鞏固紅色政權的基礎；還列舉了紅色政權存在的幾個條件。在後一文件中，詳細地考察了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的發展，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境內的相互間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者的仆從各個反動統治者相互間的矛盾的激化(即混戰)，因而加深了中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反帝反封建的高潮，必然地很快地就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幹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這兩個文件對於革命形勢作了全麵的分析研究，指出革命前進的道路，大大地鼓舞了革命群眾的勇氣和決心，這是曆史的事實。又如紅軍完成了二萬五千裏長征到達陝北以後，叛徒張國燾片麵地看到敵人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便說中央紅軍失敗了。毛澤東加以駁斥：“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中央紅軍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哈膜坐在井裏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對的，因為合乎事實。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麵(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麵)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麵(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麵)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麵(占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麵)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麵(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麵)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長征是曆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5、136頁)毛澤東分析任何問題，都是就問題中的矛盾作全麵性的考察的，這裏隻舉出這幾個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