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在南京召開的編遣會議也進行得很不順利。會議之前，蔣介石引誘馮玉祥、閻錫山各自提出一個編遣方案。馮玉祥根據自己的標準，提出：第1、第2集團軍各編12個師，第3、4集團軍各編8個師，其餘雜牌軍編8個師，閻在反複權衡後，揣摩蔣的意圖，提出：第1、第2集團軍各編10個師，第3、第4集團軍各編8個師，雜牌軍編6至8個師，其餘6至8個師由中央處理。顯然閻的方案有利於蔣介石，編遣會議開幕後，蔣下令將閻、馮提出的兩個方案一並交會議討論，並明確表示自己支持閻案，會議通過的《‘國軍’編譴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規定全國軍隊編製不得超過65個師。設立8個編遣區，蔣占其中4個，這樣一來，馮、閻、李等才發現上了蔣介石的當，便在大會上采取消極抵製態度。
蔣便在馮、閻、李中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手段，蔣兩度找馮密談，故意危言聳聽對馮說：“滬、廣、漢、平皆為桂係占據，如何辦理？”馮玉祥知道蔣氏不安好心，便冠冕堂皇地回答說：“同是一家，何分彼此？目下政府當務之急，隻求得民心可耳！徒亟亟以消滅異己是務，吾恐方滅一秦，又生一仇也！”蔣氏又提出以師為單位，以消除桂係兵權之謀。對此，馮玉祥認為蔣逼人太甚，不留餘地，遂沒以好口氣回答；“如畏之，何如以連為單位耶？”
此後，蔣介石又召馮玉祥、閻錫山到南京郊外的湯山溫泉沐浴，蔣再度提出要對桂係用兵，閻錫山注目不答，似有難言之隱；心直口快的馮玉祥依然正大堂皇地回答：“同為革命軍，不宜自相殘殺，以免分裂革命勢力，重陷人民於水火。”由於馮、閻不上當，蔣的拉一派、打一派的圖謀又落了空，心中懊惱可知。
1929年1月22日，出席編遣會議的海軍代理總司令陳季良及海軍署長陳紹寬，因不滿編遣會議對待海軍的決議，一怒之下離京赴滬，並提出辭職，各方慰留，直至27日蔣親赴上海挽留，二陳才打消辭意，回到南京繼續視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湯山會議時，李宗仁、李濟深“詞鋒尖銳，當麵與蔣以難堪”，幾乎使蔣下不了台。這樣一來，編遣會議再也無法進行下去了。1月27日，李濟深以葬母為由首先離開南京南返。2月4日，閻錫山又以父病重為由，請假離開南京北返太原。馮玉祥見李濟深、閻錫山都走了，自己也坐不住了，2月5日也以神經衰弱為由，向蔣介石請假返回開封。一場馬拉鬆式的編遣會議，就這樣不歡而散。
編遣會議的流產，使蔣介石意識到地方實力派領袖和平交出兵權的可能性極為渺茫，從而更加堅定了蔣介石以武力解決的信念。馮玉祥走後，蔣找到尚留在南京的李宗仁，氣呼呼表示要對付馮玉祥，以試探李宗仁的反應。隨後，蔣介石又正式派遣吳忠信向李宗仁遊說，共同對付馮玉祥。李宗仁力持不可，認為黨內幹戈千萬不可輕動，因共產黨日益坐大，日本軍閥虎視在側，黨內如發生內戰，將以若輩以可乘之機。李還向蔣進言說：馮玉祥個性粗放，言語尖刻，是其短；而刻苦耐勞，善練兵，能與士卒共甘苦，愛國情熱，是其長。倘中央開誠布公，推心置腹，未嚐不可使其為國家建設而盡力。政府如更發動輿論界提倡正義，明辨是非，引人為善，馮氏必能接受中央領導，故對馮氏宜感之以德，千萬不可操急從事。蔣聽完李宗仁的陳述，連忙反問：“馮玉祥自命老前輩，他會服從‘我們’嗎？”蔣特別強調“我們”二字，以示李宗仁也有一份。李宗仁解釋說：“馮玉祥一人易對付，但是馮氏統兵10餘萬（引者按：此時馮玉祥擁有27萬軍隊），他下麵的每一統兵將領都是一個馮玉祥。一個馮玉祥容易對付，無數個馮玉祥就難對付了。馮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製錢上的‘錢索子’。有這錢索子在，有事便拿著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這索子斷了，錢散遍地，撿起來可就麻煩了。”
與此同時，在南京召開的編遣會議也進行得很不順利。會議之前，蔣介石引誘馮玉祥、閻錫山各自提出一個編遣方案。馮玉祥根據自己的標準，提出：第1、第2集團軍各編12個師，第3、4集團軍各編8個師，其餘雜牌軍編8個師，閻在反複權衡後，揣摩蔣的意圖，提出：第1、第2集團軍各編10個師，第3、第4集團軍各編8個師，雜牌軍編6至8個師，其餘6至8個師由中央處理。顯然閻的方案有利於蔣介石，編遣會議開幕後，蔣下令將閻、馮提出的兩個方案一並交會議討論，並明確表示自己支持閻案，會議通過的《‘國軍’編譴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規定全國軍隊編製不得超過65個師。設立8個編遣區，蔣占其中4個，這樣一來，馮、閻、李等才發現上了蔣介石的當，便在大會上采取消極抵製態度。
蔣便在馮、閻、李中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手段，蔣兩度找馮密談，故意危言聳聽對馮說：“滬、廣、漢、平皆為桂係占據，如何辦理？”馮玉祥知道蔣氏不安好心，便冠冕堂皇地回答說：“同是一家，何分彼此？目下政府當務之急，隻求得民心可耳！徒亟亟以消滅異己是務，吾恐方滅一秦，又生一仇也！”蔣氏又提出以師為單位，以消除桂係兵權之謀。對此，馮玉祥認為蔣逼人太甚，不留餘地，遂沒以好口氣回答；“如畏之，何如以連為單位耶？”
此後，蔣介石又召馮玉祥、閻錫山到南京郊外的湯山溫泉沐浴，蔣再度提出要對桂係用兵，閻錫山注目不答，似有難言之隱；心直口快的馮玉祥依然正大堂皇地回答：“同為革命軍，不宜自相殘殺，以免分裂革命勢力，重陷人民於水火。”由於馮、閻不上當，蔣的拉一派、打一派的圖謀又落了空，心中懊惱可知。
1929年1月22日，出席編遣會議的海軍代理總司令陳季良及海軍署長陳紹寬，因不滿編遣會議對待海軍的決議，一怒之下離京赴滬，並提出辭職，各方慰留，直至27日蔣親赴上海挽留，二陳才打消辭意，回到南京繼續視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湯山會議時，李宗仁、李濟深“詞鋒尖銳，當麵與蔣以難堪”，幾乎使蔣下不了台。這樣一來，編遣會議再也無法進行下去了。1月27日，李濟深以葬母為由首先離開南京南返。2月4日，閻錫山又以父病重為由，請假離開南京北返太原。馮玉祥見李濟深、閻錫山都走了，自己也坐不住了，2月5日也以神經衰弱為由，向蔣介石請假返回開封。一場馬拉鬆式的編遣會議，就這樣不歡而散。